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化学者余秋雨在一篇散文中慨叹，那时天柱山之寂寞。我想在两个年代，天柱山应该不寂寞，一个是如今，一个是宋代。　
最近翻阅史料，发现潜山县境内的天柱山有一个奇特的“北宋现象”。据1992版《天柱山志》记载，历代摩崖石刻151幅，其中北宋达70幅.南宋39幅。在短短数十年中，唐宋八大家中先后有三位在此任职，当时诗书画坛一大批顶尖人物也曾与天柱山亲密邂逅。　
唐宋八大家中，第一位到天柱山并在此为官的是号称千年变法第一人的王安石，宋仁宗皇祐3年（公元1051年），王安石出任舒州（治所今潜山县）通判，那时他刚过而立之年，正踌躇满志，“以少施其所学”，深入了解民间疾苦，为以后的为相变法打下了基础。公务之余，王安石在官衙西侧筑室夜读，常常通宵达旦。读书台上燃烧的烛火，如同明月照亮古今，王安石一生勤读不辍、勤政廉政，为后人景仰，其遗址后为潜山十景之首，名曰“舒台望月”。这里现在是中共潜山县委所在地，当下我党正在倡导学习型党组织，读书台遗址对于我们的领导干部当有深刻的启迪。　
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何时到天柱山，历史上没有准确记载，当在1080年至1084年之间，那时他谪任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黄州属设在舒州的舒黄蕲镇抚使管辖，他因公时常往来舒州。淮西提督刑狱李常那时驻舒州治事，在《苏轼文集》里收录了一篇短文，题为《记李公择天柱山分桃》。文曰：“李公择（即李常）与客游天柱寺还，过司命祠下，道旁见一桃烂熟可爱，当往来之冲，而不为人之所得，疑具为真灵之瑞，分食之则不足，众以与公择，公择不可。时苏、徐二客皆有老母七十余，公择使二客分之，归遗其母，人人满意过于食桃。此事不可不识也。”此事虽小，精神可嘉。苏轼一生钟情天柱风土，曾与友人说：“平生爱舒州风土，欲卜居为终老之计。”至于苏轼在舒州任职，是多年以后的事，命运多舛的他一直被贬到蛮荒之地儋州（海南岛），直到去世前一年元符三年（1100年）八月，才遇赦调任舒州团练副使，然而并未实际到达任职，第二年，64岁的苏轼告老辞官，同年在常州病逝，未曾终老舒州，但却与舒州结下如此之缘，当是历史的憾事和幸事。
出身于苏轼门下的黄庭坚，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元丰3年（公元1080年），时年33岁的黄庭坚正功名顺达，千里迢迢从汴京到江南赴任，路经舒州，为潜山名胜所吸引，在此盘桓多日，当时，其舅父李公择（即前文所述李常）在舒州作官，他在探视舅父的同时，也结识了一班高人雅士，《安庆府志》记载，黄庭坚还捐资修建“山谷读书亭”一座，后人称之为“涪翁亭”，此亭历经多次废建，现已重新修葺，从此黄庭坚自号山谷道人，视潜山为第二故乡。黄庭坚前后写下了数十篇关于天柱山的诗作。元符三年，徽宗继位，年已57岁，被贬谪多年的黄庭坚曾诏知舒州，与苏轼一样也并未到任。　
北宋时期，与天柱山相约的文人骚客，远远不止王安石、苏轼、黄庭坚三位，还有书画名家米芾、李公麟，大学士王珪、宰相李纲，等等，他们都曾在山脚下三祖寺旁的“山谷流泉”边勒石留念，这里的摩崖石刻现在已经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天柱山的“北宋现象”不是个案，许多名山胜水也有类似情况，这个现象令人深思、发人深省。究其原因，是我们自己对于宋代有着很深的误解和误读，往往认为是“弱宋”，实际上宋代的发展甚至远远超过盛唐。宋时科举制度已经很成熟，同时不像明清时候八股取士摧残人性，它招揽了大批像王安石、苏轼、黄庭坚这样的贤人能士，正是这些为文、为人、为官都堪称典范的人才，把大宋王朝推向了中国历史的极盛时期。　
有如此众多的文人相伴，我想北宋时期的天柱山不会寂寞，应该是幸运和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