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上山下乡运动中，我和弟弟先后被送到母亲解放初期工作过的乡村去落户。后来，我才发现这是母亲的一个错误决策！这里的人对我家的情况是了如指掌，都知道我们家的社会关系有些“复杂”。因而下乡多年，招工招生一直与我们无缘。
1977年10月，报上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它犹如一道闪电划破夜空，让绝望中的我看到了前途的光明。所有的知识青年们都行动起来了，教科书一时洛阳纸贵。那时我正好在当地的一所中学代课，每天上完课后就躲在一个少有人去的楼阁里面壁苦读，晚上回到知青屋又挑灯夜战。作为初中毕业生，那时我除了复习初中数学外，还自学了对数、三角函数、解析几何等高中数学。
1977年的高考是在当年12月进行的。十年不高考，考生特别多。我们县除了在县城设考场外，还在三个区设分考场。区中学的教室不够用，还借用了附近小学的教室。进出考场时那真是万头攒动，人流滚滚。高66级的老大哥老大姐们走进十年前就该进的考场，不禁感慨万千。那一张张饱经风霜的脸与同坐一室的77年应届高中毕业生年轻幼稚的脸相比，真有两代人的感觉。
经过近一个月的耐心等待，高考结果出来了。我们公社一张榜，立刻哗然。全公社几百人参考，仅四人上线，我和弟弟都榜上有名。正当全家为我和弟弟同时上线而激动不已的时候，却传来了公社拒送我政审材料的消息，我急匆匆地赶回公社。
原来，有“阶级斗争”观念的基层干部们实在不能接受我们兄弟二人占去全公社高考上线人数一半的事实。于是公社党委开会决定，我们兄弟二人只走一个。弟弟与我同母异父，父母虽然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但必竟还都是教师，为难他是不大好说的。而我，则可以在亲生父亲问题上大做文章。据说，我政审有两大问题：一是家庭出身不好，父亲“畏罪自杀”；二是本人“对现实不满”，“走资本主义道路”。好大的帽子，真压得人透不过气来。我父亲解放前经营棉花、桐油生意，属于民族工商业者，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我，下乡十年来一直遵循母亲“好好劳动，好好表现”的教诲，不敢有任何越轨行为。我在劳动中磨破了双肩，熬更守夜地为大队、公社宣传队编排节目。大队曾选我为先进知青。下乡之初，一位公社干部曾私拆过一封我给朋友的信，他认为信中“近段时间新歌不多”的话就是对现实不满。我在劳动之余研究过一本缝纫书，为了实践曾在一农民的裁缝铺里试着给别人裁过一两件衣服，这就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
我委曲！我愤怒！我犹如茫茫大每上孤独的漂泊者，好不容易看见了海岸，看见了希望，但转瞬间海岸消失，我看见的只是海市蜃楼！
我找到了负责政审工作的扫盲干部，他不久前才从小学调到公社。他非常谨慎地接待了我。
“徐老师，根据您的调查，我父亲是怎样死的？”
“有两种说法，有人说是自杀，有人说是病死”。
“您在政审中是怎样处理的？”
“我把两种说法都写上了”。
“一个人不可能有两种死法，结论只能有一个。我父亲是1952年患肺结核病死的，当时我母亲正在这一带教书，消息传来，是老校长派人送她回去的。您和我母亲共过事，应该了解这些情况”。
他无言可答。他也有难处，他不敢违背公社领导的意思。他能将两种说法都写上，应该说还没有完全泯灭良心。
后来，在上级招生部门的反复催促下，我的政审材料还是送上去了，但鉴定写得很糟，而且公社的意见是“不同意录取”。
1978年的早春特别寒冷，春节期间竟纷纷扬扬地下起了鹅毛大雪。春节刚过，我弟弟收到了中南工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而据县招办的同志讲，由于政审材料的迟到，我已错过了省招办统一录取的机会。
弟弟入学是我一直把他送到长江码头的。那天深夜，刺骨的江风象刀一样撕割着我的脸，望着灯火辉煌的轮船缓缓离港，我强忍住的泪水终于簌簌地流了下来。
过完春节我又回到公社，我的处境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同情。当地中学的陈校长亲自登门劝慰，仍请我去代课。他安排我在学校食宿，鼓励我再考。学校的老师们不仅关心我的生活，还主动为我提供复习资料，解答难题。面对老师们的热情帮助，想到县招办、县知青办的同志道义上给我支持，我在料峭的春寒中感到了阵阵温暖，我意识到，春天毕竟已经到来。我又重新振作起来，一边代课一边复习。
1978年夏天，我再次参加高考。考试的结果再次引起轰动—―我们公社仅我一人上大专线。一个爱发奇谈怪论的青年农民开玩笑地对我说：“王知青，这是天意呀！”
不几天，公社妇女干部谭主任找到了我，她是公社派来搞我政审的。她热情地对我说：“小王，今年招生工作一开始，我们公社就受到了县里的严厉批评。我们公社只有实事求是地介绍考生情况的义务，而没有‘不同意录取’的权利”。看来，不是天意，是党中央拔乱反正的春风，终于吹到了基层。我的政审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
1978年9月初的一天，当我从公社邮递员手中接过西南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时，一阵眩晕，几乎站立不住，喜悦的泪珠忍不住夺眶而出。
10月初，我终于进入了向往已久的大学校园。两个月后的一天晚上，广播里传来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