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说陈年的佳酿味道醇美、回味无穷，我觉得欣赏老照片，就像品老酒一样，能使人陶醉、浮想联翩；也能使人欢欣、受到鼓舞；更能使人心酸、感慨万千。
还记得小时候，家里的墙上挂着两个镜框，里面镶着一些照片，照片上的人那时我大多不认识，很多也没见过面，但他们常挂在父母亲的嘴边。
那戴着肩章，面容刚毅的上尉军官，是在广州当军医的三叔；那两个烫着卷发、年轻漂亮的女子，是在北京工作的大姑、二姑，听姑奶奶说她们一个给毛主席当翻译，一个给周总理当翻译。后来我知道了，二姑在中苏友好协会工作，确实给周总理当过翻译，大姑是在炮兵学校给苏联专家当翻译，给毛主席当翻译是姑奶奶的想象。但她说的也没大错，反正都在北京，和毛主席离的一定不会太远。
那浓眉大眼，穿着白大褂、戴着听诊器的大夫，就是二舅，他们一家远在天津。那骑着小自行车、笑眯眯的胖小子，是大表弟，旁边站着他的弟弟，她的母亲——二舅母，抱着刚满月的孩子，幸福地坐在那里；那穿着海军服、英俊潇洒的士兵，是大表哥；坐在中间那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就是我亲爱的外婆了。
那一派大家风范的老太太，就是当过中学教员、并给母亲当过老师的祖母了。照片上，她雍容华贵地面带微笑，站在老家房前的栅栏旁边，但现已住在首都北京了。父母亲每谈到她时，都是敬畏有加，使我对她充满了神秘感。
那长着一双水汪汪大眼睛的美女是四婶，长长的眼睫毛、甜美的笑容，就像仙女一样。在她身后站着的眉清目秀的小伙儿，自然是四叔了，他们都在歌舞团工作。母亲说四婶跳的荷花舞非常美，曾经出访过朝鲜、蒙古，还在人民大会堂演出过呢。
在镜框的中间，有一个三人的合影，都不到二十岁。左边是我的父亲，踌躇满志地微笑着；右边浓眉大眼、穿着立领学生服的是二叔；中间梳着短发、若有所思的女孩儿，是曾经因参加反满抗日活动而被关押在日本鬼子的监狱里，有着传奇经历的大姑。
家里的柜子上还有一个小镜框，像十六开书那么大，是父母亲的结婚照。父亲穿着西服，母亲披着婚纱，手里抱着花，他们幸福地笑着。照片的背景是个很大的窗子，母亲说，那是在东北老家房前照的。从照片上能看到紧靠着窗子的里面有个小孩儿，那是三叔，爸爸称呼他三元，当时他只有十一岁。
后来我长大了，陆陆续续见到了照片里的人，可都是短暂的相见，印象不深，但对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他们充满了羡慕和好奇。
但我不会总是想着照片里的人，因为身边有最疼爱我的人，那就是外婆。可我那慈祥的外婆，没有得到我一点点孝心的回报。
我的外婆当年就是为了我，才抛开了齐齐哈尔的老家，跟着父母亲来到塞外一个小镇的。她干净利落、勤俭持家，心地善良、多愁善感，时常想念死去的外公，惦记老家的房子，但她不能离开我，这个她喜爱的小外孙儿。长期的流泪、伤感，使她的眼睛长了一层白朦，看东西渐渐地模糊了，后来只有一点儿亮光。又过了几年，她得了乳腺癌，虽然作了手术，遭了那么多的罪、受了那么多疼痛的折磨，但还是在自然灾害降临的那年，离别了人世。
那是生活非常困难的年代，一个十分严寒的冬天，父母亲尽最大的力量，也只能用一口薄木棺材把她安葬在镇外北郊的东山坡上。姑奶奶来了，双手合十，不停地念着经，在超度苦命外婆的亡灵。墓碑是一块木板制成的，上面是母亲写的大字：先妣赵祁氏之墓。
那年我十一岁，还没有对生死的感悟，但看到躺在棺材里的外婆，我泪流不止，紧紧的靠着母亲，我知道，再也看不到她了——疼爱我的外婆。
再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照片里的人在社会的风浪里起伏，命运坎坷。二姑和大表哥英年早逝，家里的一些照片也随着浩劫大部分散失了。
动乱过后，母亲清理杂物时，竟意外地发现，放在柜子抽屉里的两本影集没有被抄走，那是父母亲和学校老师的合影，还有一些二舅、三叔以前寄来的照片。这些劫后余生的老照片，成了我们的珍爱。
生活远比戏剧更精彩、更感人心扉、惊心动魄。如今我年近花甲，“二线”离岗，空闲时间多了，往事不时涌上心头，这时看到一些老照片，那遥远的往事、一幕幕情景、一个个鲜活的面孔，如在目前，都成了既遥远又贴近、既甜蜜幸福又略有伤感的回忆。
过去形容时间过得快，常说的词是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今天才感到时光岂止如梭似箭啊！几十年的时光好像一瞬间就过去了。
记得有一首古诗写道：“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今天对这诗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生活和岁月就像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而老照片就好似波涛里的浪花，在人们的心头翻卷、歌唱，唤起人们心灵的真情，更加热爱人生，热爱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