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在床上怎么也懒得起，一动不动，连自慰也没的了一点儿兴致。仿佛还活着，似乎又不知什么时候灵魂就悄然而去。闹钟响了几遍，也是一副阴不死阳不活有气无力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雍懒，自觉无聊，也就偃旗息鼓悄然而退早泄一般秧了杆。窗玻璃却还是时不时拼命抖动几下子，强壮而有力的震颤电钻一般深深钻进我的耳膜。唉，我确实还活着。
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文化大革命还没结束呢，大伙天天只顾热火朝天地搞运动，哪来时间抓生产？条件自然没法跟现在比。记得母亲为了给我买一块糖果借遍了全庄子才借够了两分钱。走亲戚从二姑家带回一根骚瓜，为了保住它防止被姐姐们偷吃而我又能在外面跟小伙伴们玩得心安理得，我竟然专门当着她们的面在上面撒了一泡尿。我姊妹伙多，母亲是社员，父亲是大队学校里的民办教师，奶奶嫌弃母亲因乌及屋不管我们，父母能够顾住我们的肚皮就已相当不错了，我们用土坯勉强盖起的厨房北山墙就像怀孕八九个月的肚子远远的凸了出去好多年都维修不起。要是一定用一个词语来形容，那时真的就是家徒四壁！联产承包后才几年，我们不但盖起了两间平房的厨房，甚至动起了买自行车、电视的念头，桌椅板凳的更换当然也在情理之中。有一年冬天的中午，我们一家子正蹲在堂屋门槛前一边吃饭一边接受父母的忆苦思甜教育。母亲主讲，父亲补充，一唱一和，娓娓动听，就像那时流街蹿巷的说书艺人，让我们真个如醉如痴连饭都忘了往肚里咽。正讲到兴头上，一只也不知从哪飞来的绿头苍蝇啪地落在母亲的碗里。母亲一愣，犹豫了片刻还是挑起了一筷子，想往嘴里填似乎又嫌脏，扔了吧似乎又实在可惜，迟疑了一会儿终于下定了决心呼喇剩下的大半碗全都泼在了地上。父亲就笑话她：“你这是忆苦思甜教育？搁在那时不斗你才怪！”我们忍俊不禁哄堂大笑。这时从村东头过来了两个窝椅子的年青后生，自称河南驻马店的。那时村子里经常有外地人出没，倒也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譬如放帐卖小鸡、小鸭的那便是江浙一带的；拿棍要饭自称家乡发了大水的不是孝感便是云梦的；倘若是拉着狗牵着猴拿着刀剑杂耍的或者背着长弓弹被套、一男一女唱双簧的那十有八九就是河南老邰。母亲向门槛里看了看，征求父亲的意见：“我们也窝几把吧？”父亲财大气粗：“这有什么，想窝就窝几把呗。”这俩人手艺果然厉害，不到半天时间就做了个离索。晚饭后实在没事要做，我们大家便坐在堂屋里就着昏黄的煤油灯唠起嗑来。唠着唠着，也不知咋的其中一个竟然给我们算起命来。先是给母亲算，母亲娘家在哪个方向，离这儿远近，有几个兄弟几个姐妹，兄弟姐妹的姻缘如何……算着算着，母亲脊梁沟里就开始发凉：他会不会连我家的钱在哪放着都知道了呢？知道了我家的钱在哪儿放着他会不会半夜三更里乘我们都睡熟了爬起来给摸了去？他半夜三更里乘我们都睡熟了爬起来把我们辛辛苦苦才积攒起来的一点点钱给摸了去我们又该怎么办呢？对于他们河南头的身份我们是毋庸置疑根本就不会心存一丝一毫芥蒂的，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儿早已习以为常司空见惯。乘母亲犹豫之机，那人又给大姐二姐算……母亲心有不甘，就让他给我算，我是家里的顶梁柱，我的前途理当是全家最为关注的。哪料那人看了我两眼怎么也不肯算，一会儿说一晚上不能算得太多，要不就不灵验了，一会儿又说我太小，不好看。那年我十二岁刚好已过，正在村里小学上五年级，春上就入了别人只有在中学才能入的共青团，上个星期全县竞赛中又成了唯一一个语文、数学都及了格的种子先手，怎么就说看不准呢？我不泄气，就主动求他。就像我是一泡人嫌狗憎的臭狗屎，怎么也引不起他的兴趣。他甚至连看我一眼的兴趣也没有了。几个姐姐也拦着，我只得尴尬而退。多年后母亲说，他还是算了的，说我要有病，婚姻不幸……我成绩好，又肯下苦功夫，小学上罢上初中、初中上罢上高中、上中上罢上大学，怎么会有那样的病呢？我白白净净眉青目秀的漂亮小伙，才上初二就被位高权重的名门望族相中，怎么就会不幸呢？哪料竟然还真不幸而言中！尽管平时成绩好，可每每一到关键时候就不是这事就是那事稀奇古怪，尽管长得人模人样，可总是要么我相不中人家就是人家相不中我，费尽周折好不容易才结了婚，可又……
我的婚姻啊实在是就像一条破船，走一截就掉块皮走一载就掉块皮……
尽管夫妻间的情谊已走到了尽头，可毕竟家还在啊，有了爸爸，有了妈妈，这孩子不还有个完整的家吗？
晃然间，漆黑的卧室已变得一片朦胧。生活多像兑了胶在不热也不冷温不吐泸的水里泡了几个世纪也泡不好的粉条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