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好喝酒，这在村上是出了名的，因为村上好喝酒的人很多，但在当时能真正喝的起酒、并喝得很滋润的人却不多，而爷爷喝酒还必须得到集市的小饭摊上喝，这个讲究就越发让人羡慕了。五天一个集，爷爷便五天喝一次酒。在集上喝酒时的惬意和满足感，最让爷爷陶醉。按爷爷的说法是：要的就是这味，喝的就是这劲。
在集上，两毛钱能打半斤散酒，正好能盛满一黑瓷碗，然后再买上三毛钱一斤的猪头肉，末了，还得让人再送半斤肉汤冻。接着就坐在草席棚子底下的长石条桌旁，看着熙来嚷去的人群，一会儿抿一口酒，一会儿吃一口菜，酒快见底了，买的猪头肉还基本未动，而那半斤肉汤冻则所剩无几。等到太阳西斜，集市将罢，爷爷这才最后抿一下盛酒的黑瓷碗，让饭摊的伙计到荷塘里揪一张荷叶来，把说是吃剩下的，其实根本就未动筷的猪头肉包起来，提在手里，带着薄薄的酒意，随散集的人们回家去。回家的路上，凡和爷爷说上一句两句的，就都能知道爷爷是在集上喝了酒的。别人不和爷爷搭话了，爷爷也还举举手里的荷叶包，说：“吃剩下的凉肴，拿回去给小孙子吃。”爷爷说的小孙子，就是我。
我五六岁时，人太小，怕被挤丢了，爷爷是从不领我到集上去的。而每个集上，爷爷都能给我带回一点好吃的，要么是几块猪头肉，要么是半个火烧，要么就是两个油煎包。爷爷每个集日的消费虽从不超过五毛钱，但每次都有好吃的给我留着。爷爷说，他最喜欢小孙子围着他“爷爷爷爷”的叫着要好东西吃了。那时的我被爷爷哄得滴溜转。
爷爷到集上喝酒的钱，是工作在大城市里的大伯寄回来的，每月五块钱。大伯在信上说：工作在外，不能回家尽孝，寄上现金伍元，聊表孝心，千万别节省，尽可着吃喝，别难为着自己，老父亲有副健康的身板，就是远在千里之外为儿最大的福气。有了大伯的交代，爷爷也就由着自己爱酒的嗜好，逢集就喝上一碗了。
听爷爷说，大伯是南下的干部，吃的是国库粮，拿的是国家的工资，整天细米白面，过着神仙般的日子。大伯每次来的信，爷爷都让别人念好几遍，每听一遍，爷爷就醉得不行，他是陶醉在自己儿子的孝心里。信的内容我差不多都能一封封的背下来。
大伯定时寄钱，爷爷定时到邮局取汇款。除去每月六个集日共计三元钱的花销外，爷爷将其余的两元钱让我父亲交给生产队上买了分粮食的工分。
等到我八岁时，爷爷就领着我赶集了。集上的小饭摊上摆的大多是凉肴、火烧、油煎包和茶水，每集聚在小饭摊上的也差不多都是象爷爷这般大年龄的老头儿，有的也领着个小孙儿。几个老头聚在了一起，先是啦五纲说家常，后来便是各要各的酒，各买各的下酒肴了。有时也都互相让让，客气一番，最终还是各喝各的，各吃各的，互不“侵饭”。我们小孩牙儿却不管这一套，看谁碗里的肴好，伸手就抓块放到嘴里大嚼起来。那老头嘴上虽说吃吧吃吧，心里却疼得要命。我如吃了谁的下酒菜，爷爷是一定得将自己的菜匀给人家一半，要不就于心不忍。有时菜肴让我们小孩子吃没了，而爷爷的酒却没喝过半，爷爷就会要上一根大葱，喝口酒，吃口葱，来个辣对辣，并紧抿着嘴唇，不让两股辣气跑出来。
后来爷爷得了腿疼病，不能再到集上去了，但他好喝两口的瘾头却没改。我父亲就用半袋子地瓜干到酒坊里换了五斤老白干，让爷爷在家里喝，但爷爷在家里始终喝不出那种让人极满足极陶醉的心情来。看着爷爷愁眉苦脸的样子，我们全家人就都很心疼。大伯知道了也来信安慰爷爷。
为了让爷爷高兴，父亲就带着我到树林里捉蝉虫，到山上扒豆虫，到草丛里捉蚂蚱，然后拿回家来，用油炸了烹了，给爷爷当下酒菜。爷爷坐在床上，喝一口酒，我就给他递个炸酥了的豆虫或蚂蚱吃，爷爷舍不的吃，就塞进我的小嘴里，我就脆酥酥地，极香甜极解馋地嚼着吃着，不时的，爷爷就用他的胡茬儿扎一下我的脸。慢慢的，我就发现爷爷的脸上心上，都有了那种满足和陶醉的笑意。
忽然有一天，爷爷的腿疼病好了，但却再也不喝酒了，不论在家里，还是在集上。他的这一变化让我这个当小孙子的很吃惊，因为受影响最大的就是我。
后来从大人们的对话里，我才隐约知道大伯在城市里被打成了什么派，受到了批斗，就连住在小村里的爷爷也受到了牵连。
虽然大伯月月仍有汇款寄来，但爷爷却再也没赶过集，也再没喝过酒。这样没滋味的日子一直到爷爷去世，一直到大伯捧着一坛子酒跪在爷爷的坟前，将一纸平反昭雪的文书化在大伯亲自给爷爷斟的那一坛子酒里。
爷爷临终前说“能孝顺爹娘的人，我怎么也不相信他会做出对不起国家的事”。这句话在我以后成长的日子里，让我懂得了尽忠和尽孝其实并不矛盾，它们在一个人的身上往往能体现得刻骨铭心和淋漓尽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