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打电话回家，母亲说父亲去祠堂开会了。祠堂在村里又叫家庙，村里一些年长的老家长，经常聚在家庙里开会，商议些给祖先门添坟、续写家谱及刻碑立传的大事。父亲今年74岁，在村里的三条街中，算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了，因其是个读书人，每次家族会都会被拉进去参与其事。
为此，母亲经常数落他，整天除了这些事儿，迷迷瞪瞪的像个算命先生。母亲年轻时帮父亲算过一名，瞎子说父亲的事业像是“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面”。几十年后的事实证明，父亲的大事，原来是帮人看个吉日良辰，定个地脉风水，以及祖宗祭祀续谱的事情。
父亲16岁时考上了县里的师范，19岁就分配下来做了小学老师。教了二三十年，父亲劳累过度，脑袋滑轮了，一上课就头疼，政府就让他办了病退，回家休养。于是父亲回家来，陪母亲种地，供我们读书，等我们长大，父母也都迈入了古稀之年。
父亲在家，农闲时喜欢看些周易、堪舆方面的书籍。父亲的爷爷曾在清光绪年间中过秀才，父亲童年跟着爷爷学过些四书五经，所以那些易学书籍，他看得懂。几十年下来，父亲在四外乡里，名声鹊起。我记忆最深的，就是每年一入冬至来年二月二，经常有人去家里让他查个好，看个院子。父亲觉得，做这些都是一些行善的事情，他从来不曾主动收费，各人随心意给他拿些瓜果礼品。
父亲靠着几亩田，靠着微薄的退休金，以及上述的特长，养育了四个女儿，三个儿子，我在家里，排行老七。文革中破四旧，父亲因为这项爱好，曾被拉去游街、关牛棚。我的一个堂哥，瞅机会把他从祠堂的梁上救下来，两人跑到广州投奔一个做官的堂伯。堂伯也在被斗，给父亲开了封信，让他去北京找他的战友。离开广州后，两人去了北京，直到第二年春天，父亲才辗转回到家里。住了俩月，听闻又有运动，父亲害怕再次被斗，就和母亲带着三个姐姐和两个哥哥去了陕西逃荒。那时候我和四姐，尚未出生。
几十年来，人间苦难历尽。父亲多以豁达心态，平静处之。去年初春，村人续写族谱，各家把名单写好，交到父亲那里。父亲不懂电脑，用双手撰写编稿，忙碌了一个春天。书成之后，父亲的大拇指因为用笔过勤，变得僵硬，不太灵活，一直到现在，经常疼痛，需贴膏药，来缓解症状。
今年初春，村人又商议为老坟盖碑记牌坊。我等兄妹打电话劝他不要再参与，父亲说人家信任才叫，不去不好看。这回父亲学聪明了，把家谱序文略加编辑，请打字社给打了出来，交给刻碑的人。至于其他琐碎事情，他只跟着提些意见。上月打电话，父亲称碑记牌坊都已立了起来，他休养了几天觉得好多了。父亲问女朋友在外谈得如何了，我等布衣小民不宜挑三拣四，能过日子就行，我一阵虚应，赶紧挂了电话。
又逢一年一度的父亲节，中午打通电话时，父亲说姐姐和姐夫帮忙把麦子收家里了，家里一切都好，让我在外面照顾好自己，遇事三思而后行，我连连应声，眼角莫名有泪涌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