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空气沉闷的下午，阳光白得耀眼，像一把新磨的刀。刚刚在图书馆翻阅了两本新书之后，我没精打采地去上党课。
翻新过的学术交流厅里冷气很足，舒服得让人昏昏欲睡。今天来讲座的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张静，她留着短发，瘦小得犹如一根干枯的木头——这让人感到她是个真正严肃的知识分子。张静教授在四川大学获得哲学学士学位，在南开大学获得法律硕士学位，后来又去香港中文大学攻读社会学，拿到了博士学位，此后在哈佛等著名大学担任过访问学者。她目光沉静，在演讲完后回答问题时凝神思考的样子让我对她产生崇敬之情。
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关于转型期中国的若干学术争议”，中国社会历史上两次重大的社会转型分别发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和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随着西学东渐之风，一批新的知识分子迅速崛起，形成一个利益集团。过去的中国，社会阶层主要分为官员，士绅和农民，农村出生的年轻人要想进入上层社会，唯有通过科举，而士绅，则是沟通官员和农民之间的桥梁，负责缓和二者之间的尖锐矛盾，就像在很多旧小说里，遭到官府冤枉的老百姓都是通过乡间的土绅士去向县官求情。在废除科举制之后，改变命运的上升通道被切断，像毛泽东这样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只有开始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梦想，成为最初的革命领袖。在旷日持久的战争以后，稳定下来的中国社会形成了工人、农民和干部的基本阶层，在这一转型过程中，那些在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军人和革命领袖成为了主要利益的获得者。
而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经济上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农民阶层急剧减少，越来越多的农村年轻人不满足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贫穷生活，开始向沿海城市进军，寻觅自己的梦想。而在这场社会变革当中崛起的商人集团，则成为了今天最耀眼的明星。在信仰逐渐暗淡，精神空虚的今天，消费主义和拜金观念使得企业家和娱乐明星成为了年轻人追逐的偶像。在这场社会变革中，那些在动荡激流中幸存的商人成为了财富的主要拥有者，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贫富差距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拉大。
我真正关心的是中国社会变革进程如何，在何时将达到暂时的稳定，以及怎样解决在这个转型期中涌现出来的种种问题，但张教授的注意力并不在此，她转而开始向大家介绍再分配经济的含义：由特定阶层（如政府干部）收取社会资源，然后按照需要把资源分配到各行各业中去，资源不是自由可流动的，而是由某个特定的社会集团掌控。在中国，似乎经济发展始终摆脱不了这种再分配经济的影子，政府占有大多数社会财富，正如经济学家陈志武观察到的那样，中国政府的支出不断增加，民间的支出却在减少。而在西方国家，则恰恰相反，资源由市场来分配，在形成了大的财团之后，他们会对政治造成深远影响，乃至造成政权的易主。在整个亚洲，你都无法看见经济决定政治的现象，而是由政府主导投资方向，这种政府被学者称为“新资本主义政府”——政府本身就像一个公司，不断地通过垄断企业和国有资源为自己盈利……
张教授说到这里的时候我很不争气的睡着了，学术交流厅椅子的倾斜角度很适合用来打盹。等我一觉醒来，已经进入提问环节。第一个提问者很没有水平，他语无伦次，让旁边的我们深感丢脸。第二个人的问题引起了我的兴趣，他提及了新一波的企业家移民潮，大量的财富被转移到国外，建国初期的工商业改造似乎像一个噩梦笼罩在他们心头。张教授对这个现象作出的解释有二：首先，企业家并不相信政府的《物权法》，他们更相信合理的政治体制；其次，目前政府正集中力量打压房地产商，目前并没有什么更好的投资渠道，所以他们决定把目光转向国外市场。对于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根本没有必要关注，在贸易自由化的今天，只要经济上产生了新的投资热点，资金自然又会流回国内。第三个提问者是个夸夸其谈的装逼犯，他站起来没有提任何问题，而是滔滔不绝说了一大堆自己的看法，还貌似不经意的提到了他每天都要阅读《华尔街日报》，顺带批评了国内的媒体不够客观。
很有意思的是，上完党课，我打开许知远《祖国的陌生人》，在介绍贾樟柯的一篇文章《小镇青年》中，贾樟柯也谈论了自己对于转型中国的看法：“我们不要再说中国仍处于转型之中，我觉得转型已经完成。”他的意思是资源的分配已成定局，富裕的将继续富裕，而贫穷的将更加贫穷。
生活在这个处于转型期的庞大国家，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已经习惯了用一种世俗的眼光看待人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光荣与梦想，似乎已成为遥远的回响，房子和车子，才是生活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