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文学大师马塞尔·普鲁斯特在其文学批评著作《驳圣伯夫》一书中曾经如是强调说：“圣伯夫及其后来所有的人，在批评或者赞扬福楼拜时，好象都没有意识到福楼拜巨大的创新……福楼拜以句法引起或表现视觉景象和描绘世界，是一场革命，与康德把认识的中心从世界转移到灵魂那场革命相比，一样伟大。”普鲁斯特当然不是故作惊人之语，也即是说福楼拜确以他那“纯客观”的独特而神奇的小说表现手法、不声不息之间即赋之于他笔下的每一个人物以观照世界的——主体地位（视觉和知觉也即是观照）。
可以说，在大哲学家康德之后，恰恰正是作为小说家的居斯塔夫·福楼拜再一次深刻而有力地阐释了我们作为人之存在的强烈的乃至无可逆转的主观性（而人的主体地位正可顺理成章地被树立其上）。而充分发掘和表现出它的意义，以此福楼拜便为他笔下的每一个人物（尤其作为问题之核心的包法利夫人）赢得了——作为人之最普遍亦即最深刻、然而也最容易被他人尤其被历史所抹杀的“人性”（尤其作为一个女人）——以应有的被强烈重视、被深入理解的充分压倒其他一切的主体地位！
一个人即是一个世界，一个作为主观真实的世界，每个人的自我也就意味着乃是此世界的核心（当然也是一切与此相关联的问题的核心）。而我们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只要深入地解读福楼拜，潜移默化之中，我们观察与理解世界的眼光就会有所不同，甚至产生质的转向），它于是也就成为作为我们人性之普遍理解的基础，其意义自然也就非常之重大。
因此说，作为开世界现代主义文学（思想）先河的福楼拜，他的小说尤其《包法利夫人》一书，甚至与《人权宣言》一样是具有划时代的不凡和伟大意义的，至少在文学史与思想史上是如此（绝对不能小觑）。
那么，就让我们试着分析一下它的意义吧。
（一）
常言道：眼见为实。然而，即使从最一般的生活意义上言之，此判断也不尽使人感到完全信服；而如果将其上升至哲学意义上理解之，那么此言即是大错而特错的——因为它首先从根本上即忽略掉了作为我们个体内在世界作用于（观照）外在客观世界的极其强烈的主观性，甚至从这个意义上讲——眼见，则必不为实（比如孔子曾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推而广之，我们每一个人的确都有自己最独特的观察视点）。
其实说到底，我们作为一个本质上即带有强烈主观意味的人，只能理解我们所能理解、并按照我们自身所能拥有且习惯的方式接受我们所能接受的东西（让我们试着理解一下，奥地利著名小说家弗兰茨·卡夫卡也曾经就表示过这种类似的观点）。也就是说，每一个作为主体的存在都是具有它最独特的观察和积极判断之意义的（形之如俗语所言“人各有志”）；按照普鲁斯特的理解，所谓“世界”乃是注定了要为精神所反映和扭曲的——主观存在——也因此可以从相当的涵义上讲，绝对的真理实在只是我们自身一种最无知的追求和奢望。
然而，如果我们过分地或者说绝对地追究了世界之主观性和其扭曲意义，那么我们就会轻而易举地陷入不可知论和可怕的虚无之泥潭（我就曾经是这方面一个活生生的痛苦的实例）。归根结底，具有一定真实性也即相当之普遍意义的所谓相对的“真理”往往总是一种令人叹服、不言而喻的客观存在（比如甚至“不可知论”也是一种独特的具有相对意义的所谓“真理”），因为真正的世界总是“绝对”意义与其“相对”意义的有机及辨证统一。甚至也可以这样理解，物质存在（世界）永远是绝对的、是作为本体性的，而精神存在（世界）则永远是相对的、是作为主体性的。
尤其，我们自己那最清醒的理性就常常如是告知我们——世界是可以被最终认识和把握的——这也即是我们需要强调人之主观能动性的出发点之所在。只是，每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具有高低不同的差异的（甚至是历史与文化的差异），这也即是通俗意义上所说人的能力、贡献有高低大小之分，但这不是我们所要研究问题的核心——真正问题的核心是如何调整两个或多个对立主体之间的矛盾统一关系（使之产生根本的认同）并从中确立相对之“真理”！
其实，在思想的表达意义上，也就意味着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深切理解与同情相惜之心（使人最强烈地感同身受）。而这是真正困难的，而这也恰恰突显了作为一代文学（思想）大师的福楼拜之“纯客观”的小说表现手法的极其优越和独到之处（自然，它也是真正意义上的所谓文学表现手法的巨大创新）。
文学的表现力一下子即被深刻化了，并再次取得了小说艺术在思想表达方面的突破及其独特优势——甚至可以说，小说艺术只是到了福楼拜（而不是巴尔扎克）手中，才真正地开始成熟和饱满起来！这才是真正值得我们深思的。
（二）
所谓“主体地位”，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孔子曰：“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此处女子与所谓“小人”是作为一种与所谓“君子”矛盾与对立的客体出现并被加以强调的（非主体也就意味着非价值、非认同，至少要远远低于主体的价值），他们已然被狭隘的、专制的作主观定性，因此，他们——没有多少价值甚至可以被完全忽略的他们（尤其女子），从本质上即被剥夺了被理解和被尊重的权利，尤其被剥夺掉了本应该作为一个主体被深切同情、包容尤其认同的权利（而这绝不是一种个例，它正是非民主、非人权的专制主义社会其大历史背景下的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的产物，是一种历史落后的必然，因此它也并不会以某些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然而，在福楼拜的小说作品中（此时历史已然昂首阔步地步入了较为开明的近代），可以肯定地说，福楼拜笔下的每一个人物（尤其重要人物）都不再作为被小说家所强加的“先验式”的主观意识（福楼拜仿佛意识到了它的莫大局限性，尤其它从根本上即妨害了真实）——作平面、单纯维度观照（剖析）的一种没有积极生命力的——客体对象，反而是让他们作为一个主体去积极地观照世界（认同的意义也就随之产生，比如少有人不会深切同情包法利夫人的遭遇，从而我们将单纯的道德置于脑后）。于是，最匠心独运的小说家便从自己的作品中巧妙地隐退了（当然，这不可能是真正的隐退，反而是以一种更加积极的姿态来引导和启发读者的知觉与判断，尤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