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房地产商弹冠相庆，赚得盆满钵满，另一边却是众多房奴背负着沉重的房价大山，不堪重负。经济常识告诉我们，但凡经济萧条时期，能做到价格坚挺的，一定是老百姓的生活必需品，一套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房产，却要成为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必需品，这的确很有些悲情。可悲的还不止这些，当八成以上的人都认为“幸福与房子相关”时，这其实也意味着我们生活的道路也已经越走越窄。近日《中国青年报》关于“幸福和房子关系”的调查结果，其实就正佐证着蜗居时代。
众多农村大学生梦想上得了大学，也是含辛茹苦的农村家长们对子女的期望。然而在高房价的背景下，不少农村籍大学毕业生却承受着巨大的买房压力，处境非常尴尬。“蚁族”是继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这三大弱势群体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舆论认为，‘蚁族’是被社会忽视的庞大族群，这个群体在就业、婚恋、生活等方面都存在很多问题和困难。
《中华工商时报》消息说，今年房价暴涨的北京、上海、深圳三地楼市泡沫程度加剧，北京楼市泡沫化指数全面超过上海。
高房价还会引发以下社会问题。其一，加剧了贫富分化。高房价压榨中低收入者的生活空间，尤其是城市弱势群体将基本失去相对高品质居住生活的机会。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富人们可以在城市的最好地段买到最好质量的房子，而普通人特别是城市弱势人群，只能到偏远地段甚至郊区聚居；另一方面，它也在催生着“马太效应”：不断攀升的房价，让富人们更有资格享受房地产的财富扩张效应，他们可以将手中的钱变成房产，让财富迅速增值，而买不起房的人，则会在各方房价推手的财富分账中越来越受制于人并变得更加贫困。其二，妨碍城市未来发展。高房价抬高了城市生活成本和准入门槛，让不少外来人口要么望而却步，要么在收入增幅远低于房价涨幅的情况下，不得不选择离开；其三，事实上，这种高房价的负面效应已经在两个方面凸显：一是许多家庭买一套房要耗尽一辈子的积蓄，甚至还要背上若干年外债和银行贷款，造成买房后节衣缩食、量入为出，未来消费能力严重弱化；二是不少有钱人借不断上升的房价，将大量财富用于商品房的投资或投机，以追求高额收益，这自然会减少这些人的当期消费，削弱消费需求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造成内需不足。
我当然不怀疑政府对楼市的调控决心，楼市即民生，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是一片冰心的，也容不得三心二意，问题是结果、是落实到地方上去的效能。不管地产商或个别学者怎么忽悠，说房子就该租着住，或者把责任推到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一边，总之，自上而下有一点已然是共识，正如美国知名经济学家、《非理性繁荣》作者罗伯特?希勒所言：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在一些大城市已经很过头了。泡沫化是不争的事实，现在的问题是，挤泡沫还是吹泡泡？在这一选择中，地方政府是很痛苦的，吹泡泡固然有钱赚，但后患无穷；而挤泡沫虽然深孚民心，却可能产生多米诺效应。
最近，商务部官员表示，今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12万亿元，房地产销售总额占到了5.7万亿至6万亿元，也就是说，中国居民近半花销用在“买房”上。研究者称“今年是新世纪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但也是房地产业最辉煌的一年。”反映高房价时代白领生活的电视剧《蜗居》，正在各地热播，《蜗居》以“房奴”为切入，讲述一对夫妇为在上海买房子而经历的艰辛故事。戏里的很多精辟台词，还被网友引为“经典”，有人说，《蜗居》的台词，道出了都市男女生活的无奈和心声。
商品的价格由供给量与需求量共同决定。如果实际土地价格高于某个理想的土地价格，解决办法就是增加土地供应。如果实际土地价格低于某个理想的土地价格，解决办法就是减少土地供应。道理就这么简单，只需要政府去做就可以了。如果政府想把房价控制在某个理想水平，就应该按照某个价格出售土地，出售给开发商。政府无限制的出售从农民手中购买的廉价土地，一直按照这个价格出售到，开发商不愿意继续购买土地为止，这样就可以使这个区域的土地价格处于某个水平。城市内部的房子价格差别很大。因此，按照城市周围的某些区域，设立不同的理想价格，也是不错的。城市内部的房子价格就不要管了。城市内部的房子价格由城市内部的自由市场决定。政府不要干涉城市内部的房子价格，也不要由政府出面搞旧城改造。旧城改造应该由开发商与当地居民自由谈判，政府应该保持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