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历次改革，无一不与土地有关，而且随着时而集中国有、时而私人占有的变化，土地既可使人致富也可使人致穷。
土地分配制度，即均田制，始于中国古代北魏到前唐。从北魏太和九年（485）政府颁布均田令开始实施，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到唐建中元年。它是劳动力与土地分离，所有权和占有权十分混乱这一特殊情况下的产物。
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也多起因于争夺土地的占有权。特别是“太平军”等大规模农民起义，都是在“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号召力下发动起来的。
“中国工农红军”不例外，同样是在“打土豪分田地”的号召力下壮大起来的。如果当年绝大多数农民有自已的田地可耕种，就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农民参加红军，之后的历史篇章将是另一番内容。
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是一场在新解放区围绕“土地制度改革”开展的斗争：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
从1950年冬季开始，一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在新解放区农村广泛展开。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中共中央规定的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当时的广大农民一边欢乐的扭着秧歌、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一边斗争地主喜气洋洋的“分田分地真忙”，人人当家作主人，无比幸福。
后来政治家们又说“土改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实行土地这一重要生产资料的国有化是必然的。于是，土改后的农民才分到自己的土地还不到5年,又逐渐被收回去了，仅仅做了几年幸福的土地的主人。
随着毛泽东的头脑发热，“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这怪胎——“人民公社化”诞生了。农民终于彻底失去了土地，却兴高采烈地当上了“公社社员”；家家户户响应号召，拆掉自家的灶，砸烂自家的锅，全都去人民公社大食堂，过那吃饭不花钱的共产主义“大锅饭”幸福生活。然而，幸福没多久，就闹起大饥荒，饿死几千万“公社社员”。
终于捱到了文革寿终正寝，改革开放春满神州，广大农村又重演一回热闹非凡、喜气洋洋的“分田分地真忙”；有了自家的土地农民的创造力爆发出来了，那景象就如当年彭丽媛的原唱歌曲：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
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
一片冬麦，（那个）一片高粱
十里（哟）荷塘，十里果香
哎~咳哟~嗬，呀儿咿儿哟，
咳！我们世世代代在这田野上生活
为她富裕　为她兴旺……

然而，正当一部分农民刚“温饱”，另一部分农民尚在“贫困线”下挣扎，中国的“城镇化”来了，“土地国有化”来了，农民手中的土地在不同形式的驱使下，又一次分期分批的落入了政府囊中，因而中国各级政府成了当地最大的地主。
为了生存得更好一些，几亿农民抛家离乡进入各大中小城市打工。而各级各地政府这个大地主，却通过不停地向房地产开发商出卖土地而占有巨大财富，最终导致今天这个国富民穷的尴尬局面。
由于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贫富两极分化的日趋恶化，迫使占人口比例大多数的贫困阶层民众心理严重失衡，其承受能力也达到“零容忍”；加之贪腐丛生，民权民生民主又得不到宪法的充分保障，引发社会动荡便在情理之中。尤其是当前，因各地官商与民争地而发生的流血恶性冲突事件越演越烈，是国和民之大不幸！
对于土地问题，我引用陈志武网友的微博，供众网友思考。
陈志武：“土地公有和资产国有是中国收入差距与财富分配恶化、中产阶层不大的根本原因之一。道理简单：私有制国家里土地是农民的、资产是私人的，经济增长使土地与资产升值，一下子让许多老百姓加入中产阶层；而在公有加国有的社会，土地与资产升值肥了政府和少数权力者，但不惠及农民和多数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