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黑煤年代是父亲赐予我的，在记忆的深处，温暖又慈祥。
父亲总是很能耐，能让住在农村的五口之家烧上煤，要知道，在远去的七八十年代，烧煤，是要凭借计划的。
起先，父亲醒目的“邮电”自行车隔上一段时间就会驮上两车篓藕煤回去。我和弟弟帮父亲卸煤，一个六岁，一个不到五岁，我搬两个，弟弟搬一个，来回于我家稻场和灶屋之间。再年，我依然是搬两个藕煤，弟弟却搬了三个，有时候还要搬四个，母亲不准才罢休。帮父亲卸煤，是我和弟弟少有趣味的事情。那些煤，有整齐的蜂窝眼，到现在，我怎么也回忆不起来，有几个蜂窝眼了，只记得藕煤有大小，按公分为单位，九公分的要小些，十二公分的要大些。
我家烧的是九公分的煤。煤炉子是圆柱形的，灰头灰脑的，放得下三个藕煤。拉拉煤盖，藕煤燃出来的火很好看，蓝色的火苗从蜂窝里整齐飘出，像跳舞的妖精。烧藕煤干净，在农村那个年代，烧藕煤是件很时尚的事情，不是每家每户都烧藕煤的，父亲成全了我家在村里的唯一骄傲。为什么这么说？父亲虽然在县城工作，母亲也在村上教书，但我们家历经火灾、孩子又多，家境并不殷厚。但父亲总是让我们过着与农村娃子不同的生活，于我，城里孩子戴的风雪帽我有，农村娃没穿过的花裙子我有。我还有桃红色的纱巾，印有“海瑞罢官”的铁质文具盒、双肩书包、高筒靴子。
生火需要硬柴和软柴。软柴是我和弟弟放学途中捡回的椿树枝，码满山墙，那是我年幼记忆里最为得意的事情。硬柴是做木匠的姑父锯下来的木块，父亲拢堆重新加工，劈成更小些的。后来，父亲每年冬天用他那辆载重的自行车驮回来一麻袋黑炭，够我家生火一年还有剩。
后来妹妹出世，我们三姊妹不再随母亲在校搭餐，母亲自立厨房，一间办公室既作办公用，又作寝室用，还做厨房用，好多次梦里，我总是梦见母亲的那间屋子。
母亲在校做饭依然烧的是藕煤。母亲的房间紧挨着教室，一个炉子支在房间外面，挨着墙壁。母亲包一个班（一年级或者二年级），除了体育课，数学、语文、唱歌都归母亲教。母亲总是在教好课的同时又把年幼的我们带好，到了吃饭的时间，饭菜也自然熟了。在我佩服母亲能干的同时，对曾经宽厚过母亲的校长和同事，我更是怀着莫大的感恩之心。母亲控制好煤火的大小，一堂课四十五分钟，饭在藕煤炉上煮着，课间十分钟，母亲抽开炉子的盖子，火慢慢大起来，饭，也就熟了。饭锅挨着炉子放着，炉身是热的，饭不会冷到哪里去。就在这课间十分钟，母亲还能做好一道菜——通常是豌豆咸菜汤。后来长大成人，我再也没吃过这道菜。
我家也有烧十二公分煤的时候。腊月，母亲放了寒假依然外出开会、学习，我和弟弟妹妹在家掰着指头等过年，盼着父亲回家。腊月底，父亲也放了假，从县城回来过年。父亲回家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生煤火，烧水，洗床单、帮我们几姊妹洗邋遢，洗衣服。小的藕煤暂时不烧了，大过年的，要烧大些的火才行。除夕那天开始，大的小的炉子都给生火，要炖猪蹄、炖萝卜、煮藕、煮饭。
我十岁光景的时候，父亲不再用他的自行车载煤回来，而是拖了一大卡车的煤回来，隔壁左右的邻居各家几百千把斤的分。父亲能做城里的工作，也能做农村里的活计。父亲拖回来的是黑煤，贼亮贼亮的。黑煤经烧，耐燃，火劲足。烟煤易点燃，却不经烧，烘几下，火劲就过了。父亲也帮乡亲们拖烟煤。烧窑，烟煤和黑煤混着烧才烧得出上等的红砖来。
父亲买回藕煤机子，自己做藕煤。父亲选晴天休假在家，拢上几百斤黑煤，还要掺上一定比例的泥土，和上水，调匀。把煤调匀是需要技巧的，水放多了，煤是稀的，机子出来的藕煤站不稳，得添煤重新调和。土掺多了，煤不好烧，燃不动，往往熄了不说，还糟蹋煤。父亲做藕煤的时候，弟弟在一旁摩拳擦掌，总想展示一下他男子汉的气概。弟弟猴精猴精的，机灵没得说，力气却没几斤。一个藕煤机子十几斤呐，钢铁做的，猴一样瘦的弟弟难得使动，往往是机子里储满了煤，脚却没有力气将储了煤的铁筒子压下来，让煤从筒子里好生生的挤出来，稳稳当当地站在地面上。等弟弟有力气有技巧会做藕煤的时候，我们家又举家搬到城里了。
隔上两年，我家的碎煤、陈煤就有那么一堆了。多是腊月，选了大好的晴天，父亲将它们调和，不做成藕煤，整成饼子煤，大小随性。那样的煤不像藕煤，属于一次性燃烧，有专门的瓦炉子，多是来了客人炖菜才用。藕煤可以常年不熄火，换下最底下的那个藕煤，再依次将中间的藕煤放到最下面，新鲜的煤放在最上面。冬天，一天到晚都有热水，家里也暖烘烘的。不过，要注意煤气。煤气，父亲经常叮咛的事情。在学校，晚间睡觉前，母亲把炉子拧到房间外面，那样就不会有煤气中毒的事件发生。在家烧煤煤气的事情要稍微好点，厨房隔睡觉的房间还大的空间，尽管那样，父亲叮嘱将厨房的窗户都是要敞开的。
我家烧煤并全是父亲有本事弄回煤。尚未包产到户的时年，我家几乎分不到够烧的柴禾，只得烧煤。后来，我家分了二亩五分田，割稻下来的草都给了爷爷家搭成了草垛，他们家人多。再说，我们一家除了周日和寒暑假在家做饭，其他时间都在母亲学校住宿。
燃过的藕煤母亲积攒在那里，等完全冷却后用盒子装好，等有了几十个，母亲将它们捣碎，用来铺路。煤灰不多，铺在我家稻场的周边上，铺出窄窄的一道，人能走过就行了。后来，家里烧了红砖，有了多的煤渣，父亲将它们铺在屋后的渠道上。铺了煤渣的渠道，天下雨都不会生泥泞。再后来，通往学校的那条主道也铺上了煤渣。母亲的学校一个学期下来的煤渣都铺在操场上了。铺了煤渣的操场，雨天、雪天，学生们也能上体育课，开运动会也不会担心雨天的干扰。
七十年代末，我们的乡村难得见到鹅卵石，更不说路上、稻场铺上水泥。雨下上三天，稻场、渠道、路干，走人的地方都是深浅不一的泥巴，等雨一停，家家户户还得用铁撬平泥巴，否则，稻场不平整就晒不好稻子和菜籽了。天晴几日路面即便干了，泥泞就成了凹凸不平的坎坷了，走泥巴路，俨然成了农村最不光彩的历史。好在，那一页已经翻过去一些年了。
第一次去慧子姐姐家，见她家有煤气管道，却依然烧煤。慧子姐姐怎么也不会想到，每次到她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