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走咱就走，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当年一起听这歌曲的时候，根本没想到它能在我们身边写实。如今，天上的北斗仍在寒冷的夜空里闪烁，一路走来的宝玉离开我们却已有22天了。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这话可以改成“只有想不到，没啥不现实。”当前23天那个傍晚我在秦皇岛正与朋友宴席间接听到电话的一瞬，虽然没有像被雷电一样击中，也差不多像睡梦里突然被太阳照耀，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他不行了？不可能吧。”当时在场的老朋友也与宝玉相熟，他们是41年前的知青战友，我们一趟车被拉进单位参加工作。是啊，只要知道他的人，没有能够相信这个消息。当次日早晨又一个电话通知说宝玉已于凌晨4点多停止呼吸的时候，我再也无法怀疑这个消息的真伪了。
宝玉就这样匆匆走了。因为出差，我没有见他最后一面，着实遗憾。话说回来，见一面不见一面都改变不了结局，见着的遗憾或许更大，伤心更甚，不见也罢。人生何其遗憾，无不在他身上体现。他刚刚办了退休半年，刚刚看到外孙几个月，刚刚可以再也不用辛勤上班、能过一下自由自在的生活，却身不由己地离开了他热爱的亲人与朋友，人生一世，还有比这更大的遗憾吗！
想起宝玉，就听到他的声音、看到他的样貌。“胡子，来找你就是有事。”大约一个多月前一个早晨，刚一上班他就找了去。说要个证明。我说证明现在不归我管了，你得去找别人，然后细致地告诉他去找谁怎么办。他转身就要离开，我说不坐会儿了？他说有事，就先不坐了，以后来了再坐。我不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他找我，也没想过他身体会衰弱到快不行的地步，所以也没细致观察他的身体状况。他的胖是大约40岁就开始的。那是收入提高生活改善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个标志在我们同时期许多人身上都体现过。后来知道这种发福甚为微妙，或者说身体好，或者说“一胖百病生”。当然也没有确定说法。当年认为胖一点是好的，后来才明白，吃得太多太好，脂肪多了甚为累赘。于是，“韩胖子”的名号不径而走。我不喜欢叫人外号，所以我几乎没叫过他胖子，多以官名、姓名称呼。
宝玉不是天生的胖子。应当说，他是我招工后认识的第一个“熟人”。他下乡在与我的家乡土地相连的隔壁村上。一有招工消息，他从供销社购物路过我们家，最早到家里去找“招工一起到部队”上的我。可惜的是，那天我去走亲戚，没见到他。回来父亲转述说，一个圆圆脸长得很好看的知青来过，说是一起到部队的。等招工的车到门口接我的时候，车上已经有几个人，其中就有宝玉。我一上车他就自我介绍说他叫宝玉，曾去找过我。认识一个人就这么容易，同一辆车，同一条路，命运把我们这样原本不会有交集的城市与农村人联系到了一起。当时的宝玉真可谓风华正茂。他个头中等，眉目清秀，声音透亮，服饰合体，头戴一项棕黄色栽绒棉帽，一张口是标准的普通话，一看就是个精明能干可爱的小伙子。如果按人相识第一印象来看，宝玉绝对是人见人爱的标致男子。
宝玉标致的形象，在年轻时代一定是得到不少人青睐的。不然，他怎么可能在我们新工集训结束后被分配到照相馆这个当年人人向往的单位？不然他怎么一直得到照相馆老师傅的恩宠？不然他怎么可能早早就与同班组的小吴喜结连理成为我们一批人中最早成家的人之一？
当然他不是单靠身体的硬件，他还有能说会道、好学上进、政治业务两方面比翼齐飞的成绩支撑着。比我稍晚一点，他也被提拔到干部岗位。据说，他的提拔仍然得益于当年要他到班组的组长阿姨。因为组长阿姨是后勤部部长夫人，部长对于我们这些小职工的前程可以一言九鼎。无论如何，我们都属于同一批人，都乐见大家共同前进。记得当年上级组织部门来征求意见，我还把宝玉大大夸奖了一番。我知道作为一个组织干事的话起不了什么作用，但不说别人坏话、不以讹传讹说别人不是，是能找到自我心灵安慰的。
宝玉走上干部岗位先后在几个基层单位任职，从经历来说，比我这个长期在机关岗位的人丰富多了。大家都说宝玉有福气。我们遇到一起也开玩笑：“宝玉，你是不是真有通灵宝玉？”说宝玉有福气是说他比一般人都要顺利，而且并不需要做出特别的努力，级别啦、待遇了都自然而然地到了身边。就是我，也曾经暗自跟他对比，觉得自己比宝玉要吃的苦多，在机关每天的材料、处理过的事情、需要管理的事务好多，而且到干部岗位上比他早，最后他还是不声不响地赶了上来。当然，这种想法只在心里默默留存，并不能拿出来晾晒。今天说来，只是对宝玉灵魂的坦白，希望他在天之灵能原谅当年我的这种胡乱思想。当然，他过去对我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站在他的角度有没有过觉得我比他还好的看法，这辈子是听不到了，但愿他比我坦荡，从不对别人有忌妒之心。
1998年对我来说是个人生大转折。这一年单位的改革头一个改革到了我的头上。当时我并不明白为什么，后来才懂得，是当时我太顺，而且从来没想过人生会有被人设计的“灭顶之灾”。顺而折、盈而亏，本来是人生规律，可当时已不年轻的我却什么也不知道。我对单位一切不按规矩的事情都深恶痛绝，我在分管部门严格执行政策规定，我对上级领导指示为某些人违犯制度提高待遇的事情一律推回去。改革是一些人乘机剪除政敌的好时机，对于我这个头上长角总拿制度说话的人，当然头一个成为被清除的对象。宝玉他们则因为适应形势会工作，都一一保留了原岗位原待遇。那一时期，我见到宝玉他们好象能看到他们笑我的声音，但我尽力装作无事的样子，面对被“发配”到一个小小基层单位的困窘局面，我只有用自己麻醉自己的办法，勉力前行。虽然离开了老单位，但还是继续关心着宝玉他们这般老同事老朋友们。既为他们都能平稳过度而高兴，也为他们在后来继续改革中一律退岗而忧心。所谓“福亦祸所倚”，无不在我们身上发生。前者我被“发配”为祸，现在，他们下岗亦然。虽然下岗退养钱不少，后来又对他们这些曾经的领导实行了“返聘”，但是作为在领导岗位上摔打了好多年的人来说，退养标志着这辈子政治生命的结束，其中的苦乐酸甜，只有他们才能说得清。2001年，宝玉才46岁，还是正当年呢！
我于2004年底回到机关。回来的原由跟过去被弄下去差不多，还是不听大领导的话。不过，这次是回到了更高一层的机关，还做我的管理工作，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