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同学们”说得我热泪盈眶



“叮铃铃。。。。。。”一阵电话铃响，又不知哪个吃饱了撑得没事干，刚才就接了个不说话的。不过我还是拿起了电话，这回是个女的，操普通话，噢，许是交警大队的吧：“何大吗？我昨天晚上把后记已经发到你邮箱里了，就怕你等着急用，写得不一定合你的口味哦。对了，我的那首《悄悄地爱你啊，我的微山湖》已经有作曲家看上了。。。。。。”“好啊，祝贺你！”恩，怎么不对劲？这时，对方也忍不住地哈哈大笑起来：“表崽（赣州亲昵的骂人话），我是巧云！”天哪，是同学，刚才还跟我打官腔呢。

“你星期天有时间吗？”“怎么呢？”“我已经约好了十多个同学聚会，除了几个有事的都答应了来，你是最后一个通知的，因为知道你忙，所以没有十足的把握就不敢通知你。”然后她报了十多个曾经熟悉的名字。“再没时间我也得来啊！你都这么热心，我好意思？”“好，就这么说定了，五洲大酒店，我们等你！”

其实我的确是有事，老娘好不容易刚来我这才一个星期，我就得出去几天。而且报了两门自考，三本书才看了一本，《古汉语》又是我的补考科目，小学生考大学教材，这岂不为难了我？不过，我的那些同学有许多都是三十好几年没见过面的呀，他们现在究竟怎么样了？岁月的沧桑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怎样的印记？我们的班主任他一切都好吗？所有这些都坚定了我回赣州的决心。

星期六中午，周老师把谱好的曲子和歌词修改稿从QQ里传了过来，吃好饭，我急忙叫丈夫帮我抄谱子，收拾好要带的东西后，我再把词三下五除二给填上，然后急急如漏网之鱼地赶火车，咱这到赣州的火车票才三块五，可坐汽车却要十五块啊，所以每天坐火车的人就跟不要钱似的（也的确是有许多人坐白车，因为管理不规范）。条件是差了点，一条白裤子坐到赣州都差不多成黑裤子了，可许多人还是乐此不疲。

第二天一早，和外甥女吃过早点后，我们就骑着自行车上街淘宝去了，时下正赶上换季，有合适的服装就顺手拈来，反季节买衣服那钱可是一顶三啊，何况上酒店哪有那么积极的？于是我们就睁大着双眼淘啊淘啊，结果也没发现什么合适的，要么是那款式、颜色不合适，要么是自己口袋里的孔方兄不合适，最后买了条并不怎么样的裙子打发了自己。

正准备钻另一条街呢，包里手机响：“姚玉凤，你还不来啊？我们已经在酒店里等你们了！”是我们班的文艺委员熊京来，据说出生的那天她爸正好从北京开会回来，一个字写得酷似男生、歌唱得犹如演员似的才女。于是，我和外甥女分道扬镳后就恨不得闯红灯地一路飞奔着往酒店赶。

当我气喘吁吁地赶到五洲大酒店时，才想起李巧云说是什么“卢森堡”包箱，我上去一看都是“曼谷”“巴黎”什么的，不行，我得问问服务员：“请问，卢森堡包箱在几楼？”还没等服务员小姐回答呢，后面来一男的主动接上了茬：“去卢森堡？请跟我来——”说着还唱了起来，我抬头一看：哟，这不是当年的“pig”胖子赵维克吗？巧遇让我们一路说笑着上了楼：“我说怎么这包箱起的都是外国的名字。。。。。。”“你不看这是五洲大酒店吗？”“噢，原来如比！”

我们兴奋地推开了门，喝，已经先来了十多位，可我除了认识的就是“不认识”的呀！“慢点，慢点，先认男同学！”这是女胖子赖润莲在起哄。我赶忙掏出了近视眼镜，一共三个男的，胖子我已经知道了，这个是？“管志良！”我们班的学习委员，就是老了点，大样子没变。这个呢？他是？可我左瞧右瞧就是想不起来这个黑黑的瘦高个是谁了？“周建平啊！”是他？那个赣州冶机厂厂长的儿子？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何况我们大部分来的都是女同学，大家唧唧喳喳地你不让我我不让你地争相汇报起这几十年的巨大变化和酸甜苦辣来。我们这拨同学大部分都是一个孩子，正所谓：想读书赶上下放；想恋爱赶上晚婚；想生二胎赶上计划生育；想搞家庭基本建设赶上下岗。。。。。。你说还有啥倒霉事咱没摊上？当然也有象我等抢时间争速度有俩孩子的，可一上大学却傻了眼，直到退休也没顺过气来。唉！

正义愤填膺着呢，门突然又被推开了，我们不约而同地全站了起来：“梁老师！”只见仿佛比我们大不了多少的班主任红光满面、挺直着腰板地走了进来，那份滋润、那份潇洒绝对让我们当学生的自叹不如。瞧，还是老师的记性好：“你是赵雅君，班上的劳动委员！这个是班长董大桢吧。”“喝，你就认得班干部，我们呢，你就记不得了吧？”旁边一女生故意捣蛋地嚷嚷了起来。“你是蔡建安，我们班年龄最小的学生！”天哪，三十多年了老师还记得那么清楚。“因为你们是我文革时带的最后一届学生，所以印象最是深刻！”哇，我们一轰而上，都抢着跟老师生平第一次握手。

也真亏李巧云想得出来，弄一个地球人都吓一跳的大桌子把我们16个人全塞在了一桌，这样真是好极了，大家都能在一起，多亲热啊！当服务员把一盘盘生龙活虎的菜端上桌的时候，我们的酒杯里已经斟满了酒，胖子赵维克站了起来：“同学们，首先让我们为我们的梁老师干一杯！”“干！”谁知一句“同学们”竟说得我热泪盈眶，我不知道别人是什么感受，三十多年了，每当祝酒，我听到的都是“同志们”、“朋友们”、“来宾们”，何曾听到过称我为“同学们”的？久违了：我的“同学们”！

其实，我只正儿八经地读过六年书，一上初中没多久就文化大革命了，发到手的书又给退回了学校，说是封资修的大毒草，所以我的同学极其有限，就小学和初中的，那时都不时兴上幼儿园，即使下放的插友也就是初中同学，何况还有一辈子再也见不着的呢？其中确切知道的就已经“光荣”了八个：六男二女，全班五十六个同学还不足五十了，并且一位男同学已经痴呆。。。。。。

“同学们，为我们今天的团聚干杯！”真是太不容易了呀。“来，为我们的东道主李巧云干杯！”这时，在广电局工作的班长董大桢说话了：“这样，你们尽可能地把班上的同学找齐来，不管用什么办法，下一次的聚会我买单！”好，快人快语的班长发了话，以后的我们可就找到“党组织”了。“为我们班上的班干部干杯！”大家一看还真有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