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我十岁。那时，端午节给我的最初最深的记忆就是：节日早上能吃好多好多鸡鸭蛋，有咸的有淡的，咸的是绿皮鸭蛋，淡的是红皮鸡蛋。那可是母亲攒了几个月才攒起来的。
那时候，粮食少，够人吃就不错了，哪有余粮喂鸡喂鸭。营养跟不上，鸡鸭自然就下蛋少。隔三岔地，还要交任务蛋，每当看到母亲的葫芦桶一下子见了底，心里便有说不出的沮丧。据说那些任务蛋都卖给城里人吃了，而如今我早已成了城里人，却不再有任务蛋一说了。
儿时，我们并不知道屈原是何许人也，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对端午节的期盼。母亲常常一大早就起来，把早已数好了的鸡鸭蛋，小心仔细地洗净，码放到锅里，慢慢地加火烧，如果火太旺，蛋壳容易爆。母亲从来就起得早，甚至，我们从来不知道她究竟几点起床，而端午节这天似乎比平时更早。
蛋煮好了，拣出来，放在一个大盆里晾凉。然后，分成一堆一堆的，那是严格按着人头分的，谁也不多谁也不少，大小还要搭配开，特别是孩子们的，要不然准得争吵打架。其实，我们从来没有关心过母亲分到几个鸡蛋吃了几个鸭蛋，现在回想，只能隐约想起她看着我们争吵的笑脸。
我们常把鸡鸭蛋装在布袋里、葫芦里，各人藏在不同的地方，想吃的时候就摸出一个，互相对撞，撞破了就吃掉，那几枚鸡鸭蛋一直要放好多天，玩好多天，吃好多天。好东西真是舍不得一下子吃掉，因为吃掉了，就再也没有了，只能看着别人吃，自己眼巴巴看。哪像现在的孩子，吃了这顿从来不管下顿。
二十年前，我二十岁，上高三。那年的端午节我没有回家，而是在孤山镇过的。一大早起来，我就向山上跑去。那时学习很累，有点神经衰弱，记忆力减退，为了锻炼身体，每天早上，我都要跑步到大孤山的半山腰的上庙，再折返学校上早自习。我知道那天是端午节，所以，便发发狠向山顶跑去，豁出去这一个早自习不上了。
当我跑到山顶，回望山下，顿时被眼前的景色震住：不知何时，山脚下缭绕的雾气早已沉淀干净，平地升起一层白云，小镇房屋完全被淹没不见了，而且那云来势汹汹，如万马奔腾，从东南方翻卷而至，绕过孤山南麓，向东边大洋河狂奔而去。那时的我根本没坐过飞机，不知道天上的云是什么样子，后来有机会坐飞机，总感觉眩窗外的云好似静止的，远不如端午节所见的有动感有气势。我呆呆地在山顶站了一个多小时，妄想着那些云再飘回来，可是它们一去不复返了。等我回过神来，便急急向山下退去，结果还是误了早饭，只好饿一上午肚子。
孤山镇南面是一望无际的大苇塘，潮沟纵横，鱼蟹鸟雀众多。苇塘属于国营苇场，有专人看护。每年四月，苇芽钻出地面，细细的，如笋，我没见过竹笋，便把它想成竹笋的模样，其实它要比竹笋细很多。芦笋长的奇快，转天就有尺把高，一根根直直的，光光的没有叶子，直指蓝天，犹如千千万万的枪和箭。色泽碧绿透红，仿佛有血润暗藏在里面，煞是招人喜欢。我常常就爬在那苇根从里向外看，向天上看；看远远的孤山，黛然而凝重；看天上的鸟雀，越飞越远，直到天际，消失不见。每年将到五月初五，苇场总要加人看护苇塘，因为镇上的居民已经“蠢蠢欲动”，要偷摘苇叶了。那时候正是野鸭等水鸟报窝的时候，一窝窝的鸟蛋正好给我们打牙祭。可是，我们却不敢随便进入苇塘，总是如狼如狐般绕来绕去，伺机而动。
十年以前的端午节，我三十岁，早已定居城里，儿子也有三岁，想来也没什么可记的。好像是为别人做了个媒，一共是四人两对，在我们家吃的粽子，其实并非做媒，人家也都早有意思，只是我把这层窗户纸捅破而已，或者说连捅破都算不上，只是借口请客而已。人啊，总喜欢往自己身上揽好事，我当然也不能免俗。去年端午，阿兵夫妻就邀我全家去他们的新家玩，回赠我们吃粽子。同去的还有部门里好几个同事，大家齐动手同上阵，一顿饭吃的好不热闹。席间，媒妁之事不断被提起，好像都成了我的功劳，实在不好意思，但也欣然领受了。后来，我就写了一篇小文，名叫《被人记着的感觉》。
今年四十岁，再过半个小时就是端午了，也没有什么计划，就写一篇短文吧，全当充数。或许明早早起，骑车去太子河边看看，拍几张风景照。屈夫子踏水而逝，只与水有缘，而世上的水又都相通，所以说，去太子河正是应该。只是，北方不比南方，现代也不比古时了，恐怕没有人向江河里撒粽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