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沙娜，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常委，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新中国第一代工艺美术设计专家。曾参与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工人体育馆等建国初期“十大建设”的建设设计，著有美术研究著作多部。

中秋的上午，空气清爽，阳光很好，敦煌莫高窟九层楼前的波斯菊正开的婉紫嫣红。笔者轻轻敲开了宾馆客房的门，一位中等身材、神态谦和、气质高雅的年长女士微笑着向笔者打招呼，她就是笔者预约要采访的常沙娜女士。
提起常沙娜，许多敦煌人和了解敦煌研究院发展历史的人都会感到熟悉、亲切，因为她不仅是一位有名的艺术家、美术教育家，而且她是著名敦煌学专家、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第一任所长常书鸿的女儿。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创建最艰苦的岁月里，常沙娜就跟随父亲在敦煌莫高窟生活、学习、临摹壁画，亲身经历了保护莫高窟、研究敦煌艺术的艰辛波折，是敦煌文物研究所创建初期最早的见证人之一。半个多世纪来，常沙娜无论在国外留学、访问，还是在国内工作，从事艺术教育研究，她的命运总是与敦煌息息相关。
这一次来敦煌，常沙娜是作为全国人大教科文卫的委员来陪同一个越南国会代表团参观莫高窟，而另一项重要任务是要与敦煌研究院的樊锦诗院长商量如何筹备父亲常书鸿百年诞辰活动的事。
再一次来到自己魂牵梦绕的敦煌；再一次在三危山下追忆父亲远逝的音容；再一次步入故居抚摸一家人生活过的黄泥小屋，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一幕幕往事又清晰浮现在了她的面前。
缘起《敦煌图录》
1931年常沙娜出生在法国里昂，正在法国留学的父亲便以法国最美丽的河塞纳河的法文读音，给她取了一个很洋气很好听的名字：“沙娜”。
说到自己的名字，常沙娜很幽默地说：“我叫沙娜，敦煌又叫沙州，我和敦煌生来就有缘份”。
第一次听到“敦煌”，是常沙娜五岁的时候。那是1935年12月份，父亲常书鸿在巴黎塞纳河畔的圣杰曼大街上散步时，无意中在旧书摊上翻到了伯希和编著的《敦煌图录》，里面精美的壁画和雕塑图片立即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接着他又跑到巴黎吉美博物馆，在那里亲眼目睹了大量敦煌彩色绢画，被敦煌的艺术震惊了。回家后父亲便兴冲冲地给母亲陈芝秀谈起了“敦煌”。随后父亲便着了魔似的开始关注敦煌，而且有了一个越来越强烈的想法：回国去，到敦煌去研究艺术！
父亲的这个想法遭到了已在巴黎美术学校学雕塑的母亲的坚决反对。因为父亲1927年来法留学，九年间通过发奋努力，绘画上已取得了让人羡慕的成就。不但考取了巴黎最高美术学院公费奖学金，而且连续四年捧走了当时法国学院派最权威画廊巴黎“春季沙龙”的金、银奖，在巴黎画界已名声大起，艺术上正是如日方升之时。再回到贫穷落后、战乱灾荒的国内，母亲认为这将会让父亲前功尽弃。正好1936的春天，当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来电邀请父亲回国任教，虽然母亲极力反对，但父亲已下定了决心。这年九月份，他暂时留妻子和小沙娜在法国，只身一人乘坐巴黎至北平的国际列车回了国。
父亲回国后在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同时也开始为他去敦煌保护和研究敦煌艺术的事奔走呼吁。第二年七月，在巴黎完成学业的母亲带着小沙娜也回了国。但随后“芦沟桥事变”发生。一家人又在战火中飘泊逃难四年，直到1941年春天到重庆才安稳下来。1942年，在于右任、梁思成、张大千、徐悲鸿、常书鸿等人的呼吁下，国民党政府终于同意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被任命为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
父亲的“敦煌之梦”终于实现了，作为女儿的常沙娜从此也与敦煌结下了不解之缘。
莫高窟画壁画的小女孩
1943年2月，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一家人从重庆出发踏上了西行去敦煌的路。同行的还有父亲招集来的工作人员龚祥礼、陈延儒、辛普德等六人。大家乘坐着一辆破旧的敞篷卡车，像中世纪的苦行僧一样，穿着北方的老羊皮衣，戴着北方老农的毡帽，连平时特别爱打扮、涂脂抹粉、穿着时髦的母亲这时候也不得不在身上裹上了一件老羊皮袄。一路上风餐露宿，历尽颠连，走了一个多月，才到了大漠戈壁深处的敦煌莫高窟。
四十年代初的敦煌千佛洞（莫高窟在当地的俗称）是一片破败和箫条的模样，由于长期没人管理、修缮，又经常遭受大自然和人为毁损，洞窟中流沙埋积，满目是断垣残壁，只有一老一少两个喇嘛守候在这里。
常沙娜记得当时到莫高窟天色已暗，老喇嘛拿来了一盏清油灯，在微弱的灯苗光亮中，大家围坐着一张破圆桌吃饭。筷子是从沙滩上折来的红柳枝，桌子上放一碗醋，一碗大盐，一小碟咸韭菜，，然后一人一碗咸水煮的半生半熟的面条。这是他们在敦煌吃的第一顿饭。
那时候，莫高窟里风吹沙扬，没有电灯，没有蔬菜，几乎没有什么生活用品，条件十分艰苦。但父亲和他的工作人员完全被洞窟里那些恢宏绚丽的壁画和精美细腻的雕塑陶醉了，连来时满脸怨气的母亲同样也被这里的艺术感染了。大家忘记了奔波的劳累，忘记了生活的艰苦，置身于这个艺术宫殿里大干了起来。大家战风沙，筑围墙，种树种草，查看洞窟内容编号，点亮清油灯临摹。一边潜心研究敦煌艺术，一边战天斗地地改造着莫高窟的生态生活环境。
全家住在洞窟前面的皇庆寺里，寺庙院子中间有两棵栽于清代的老榆树，榆树南侧是父亲的办公室，北面两间是一家人的卧室，室内两个大土坑，父亲在墙边用土坯砌了书桌和书架。这就是那时候沙娜一家人在莫高窟的家。
沙娜那时已12岁了，在重庆刚刚念完小学。受父母的影响，小沙娜对绘画也特别痴迷。到莫高窟后，石洞窟里的那些五彩斑澜、天衣飞扬、栩栩如生的飞天、菩萨、供养人、佛陀的壁画深深地吸引住了她。大人们在洞窟里观察、临摹，小沙娜也在一旁专心致志地随着画。父亲特别喜欢女儿的这种好奇好学的劲儿，一有工夫便指着壁画给小沙娜讲：这是北魏的，这是隋唐的，这是宋元的……，小沙娜一听便入了迷。
到了秋天，沙娜必须要到酒泉去读初中。酒泉距离敦煌200多公里，沙娜住在酒泉城里父亲的一个朋友家里读书，寒暑假才能回来，因此便不能像以前那样经常呆在莫高窟里和大家一块儿临摹学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