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乱想，忽然就想起建青来了。
建青是一位本家堂兄，大我四岁，长得清清秀秀，文质彬彬，说起话来慢条斯理，细语低声。
我与建青虽是本家兄弟，而且是东西相邻，隔墙而居，但我们交往并不太多，他留给我最深记忆的，还是小时候的两件事。一次是我们一大帮半大小子在一块儿玩，大家喊他的名字，喊着喊着，就故意把“建青”喊成了“江青”，他大惊失色：“你们怎么敢乱喊！江青是谁？是毛主席的媳妇。你们想当反革命吗？”我们被吓得不轻，再不敢得意洋洋地乱喊他“江青”了；还有就是我的小学语文课本上有一篇节选自京剧样板戏《红灯记》的课文，文中配有一幅李铁梅气宇轩昂地一手卡腰一手将红灯高高举起的插图。为了好看，我就拿蜡笔将李铁梅涂抹得花花绿绿，五颜六色。建青见了，眼睛又一次瞪的溜圆：“哎呀，李铁梅可是英雄人物，你怎敢把她弄成这样，这不成反革命了？”
究竟什么是反革命，我也说不太清，反正隐约觉得，这反革命肯定不好玩儿。可见，大我四岁的堂哥建青，远比我们要懂更多的事。因为懂的多，平时也就谨言慎行。这大概与他父亲一直在村里当干部多少有点关系吧？
再后来，我们不知不觉就都长大了。各人有各人的生活圈子，各人有各人的人生之路。我们都长年累月忙于生计，彼此间也就鲜有见面的机会了，甚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在我的记忆里基本就是一片空白，只知道他经一位亲戚介绍，在市里一家什么单位上班，每天东南西北的跑，收入还不错。除此之外，别无所知，因此，在我的脑海里，他差不多就成了一个“传说”。
建青为什么又回到了村里，是什么时候回到村里的？我不得而知，当时，我大概已经离开了老家吧？有时回去，偶尔能看见他骑辆人力三轮车在村里转悠。原来他回家开起了馒头店，每天下午就蹬了三轮村里村外地卖馒头。生意如何，没见他说过，我也不曾多问，想来怕也好不到哪里去，要不，他大概也不会去下私人小煤窑。挖煤的营生不好干，累死累活的，说得难听点，那就是把人当牲口，尤其私人小煤窑，连一点最基本的安全保障都没有，不是万不得已，谁又愿意去干呢？更何况，建青已是四十好几的人了。
建青去下私人小煤窑，我并不知道。前年夏天，猛然听说建青的事，惊愕之时，我才知道他已经不再蹬三轮卖馒头，而是到邻县去下了小煤窑。
建青出事了，大事。
那是一起冒顶事故。本来已到下班时间，大家已经离开工作面，而建青与另一个人不知为什么却又偏偏返了回去，结果……
老家人说，该出事神催鬼撵着呢。果真吗？
是真是假我说不清，我能说清的是，生活是沉重的，日子是艰辛的。
为了生活，为了日子，建青只好用生命去穿透这厚厚的沉重和艰辛。然而生命不堪一击。随着地壳深处的一声沉闷之响，建青的生命碎了，碎的无声无息。
碎了，一个家庭的生活也碎了，日子也碎了，碎的七零八落。某种程度上，建青的生命也是被这些厚厚的沉重和艰辛压碎的吧？随着一个生命的被压碎，这些日子和生活也被摔得一片破碎。
面对一片破碎，我又该说些什么呢？说些不痛不痒的但愿之类的话吗？但我知道，说再多的但愿又有多大意义呢？不如我就沉默吧。

2010年7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