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的一天，天边熹微初露，我就被一阵悲天恸地的哭声嚎醒了。我一骨碌爬了起来，擦了一把朦胧的眼睛，泪水很积极地流了出来。
几只昏沉沉的鸟雀站在光秃秃的树桠上，有一声无一声的叫着，叫得无精打采，叫声中还有病恹恹的味道。地上有一层薄薄的霜。风，像狼狗一样溜达在肖佬州，嗅着人们的衣服；它又如刀子一样划在人们的脸上。我走在一溜人的最前面，牙齿磕碰着，咝咝地抽着冷气，肩上扛根小竹杆，竹杆顶端系有两根宽约三寸的白纸条，长长的纸条拖在地上，一路走一路拖，拖出了一路的悲哀。我扛的这个物件叫引路幡，后面跟有我许多亲人，还有我大舅舅的棺材……
大舅舅出殡时，没有喇叭声，没有锣鼓声，也没有鞭炮声，只有禁不住的哭声。后来我才知道，大队革委会对他的出殡是有严格控制的。四十多年过去了，这能称作很久以前，而这一幕却一直镌刻在我的记忆里。
他死时，我还是一个小屁孩，大人哭，我跟着哭，亦伤心亦流泪；而饭能吃觉能睡，一觉醒来，什么好像都忘了，但别人一哭，又能敲醒我的记忆，泪水会再次淌了出来。而今，我除能完整地想起大舅舅的那个样子外，有关他的故事在我的记忆中却是残缺的、朦胧的。然而，他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重要亲人，我的脑海中始终珍藏着一些有关他若隐若现的片断。
大舅舅叫黄国堂，他有一个富贵华丽气势磅礴的名字。其实，名字只是一个帽子，帽子下面的人活得寒碜、窝囊，近乎猥琐。从我记事起，就感觉他是一副病恹恹的模样，中等个头还显佝偻，走路轻飘飘的，一个地方如果让他重复走上一百遍，恐怕他也踩不死半只蚂蚁。五官没得说，长得浓眉挺鼻的。但瘦得伤心——骨头要出皮不肯，脸上没有半点精气神韵。他说话是轻言细语，连笑都不是大声的笑，是哧哧的笑，是那种不费劲又不敢张扬的笑。让你万万没想到的是，他的咳嗽声却是地动山摇，只要一咳嗽，他会跟咳嗽拼命，脸上是拼得血红血红的。
父亲说，妈妈说，父亲和妈妈都说，大舅舅以前不是这个样子，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力气也大，一个人能搬动一台大石磨，说话是宏声亮气的。妈妈曾多次骄傲地向我介绍他的光荣历史，说，他读了一肚子书，仅私塾就读了十三年。解放前，他曾在解放军一个部队里干过文书。只是没有阶级觉悟的家婆死活不让他离开她，家婆认父母在不远游的死理，不管谁打谁，谁是谁非，更不管谁坐天下，只知道小老百姓安安稳稳过自己日子的道理，硬是把他从部队里强抓硬拽地拽了回来。谁知，拽回来的大舅舅，不久就变成了一个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的人。
能把自己变个样，不是有魔法，而是政治气候让他变成了这个样子。国民党在退守江南时，给我儒雅非凡的家公发了一张花纸，花纸上写了一大堆官名。可是，一个兵没有，一分钱工资都没有拿过的家公，花纸在手里还没有焐热，解放军就打过来了。一九四九年，家公被镇压了。家公死得糊涂，死得不明不白。这样，大舅舅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一窝反革命遗属的首要分子。每逢运动，都要把他抓去批斗，挂牌子。他受尽了折磨和屈辱。每次批斗都是五花大绑，放回来时，手是肿的，浑身疼痛难耐。他受不了这样的屈辱和折磨，几次寻死都被我大舅娘的哭声唤了回来。大跃进期间，他被押送到岳西大炼钢铁。他是坏分子，是被革命的对象，做的事，就自然比普通人多得多，而且是干重活和累活。每天的劳动量跟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政治口号一同加码，任务能完成得完成，不能完成也得完成——“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办不到”。一次，他拼了命也没有完成任务，事后，工作队的一个干部对他拳打脚踢，打得他遍体鳞伤，尔后，又扒光他的衣服，把他绑在树上整整冻了一夜。从此咳嗽病就一直纠缠着他。
他与病魔形影不离，病魔纠扯得他不能离家出门。记忆中，他好像只来过我家一次。那次，我和两个妹妹在麦草垛上打成一团。突然，我的耳边传来了轻轻的呼唤声——“小毛，小毛”。我寻声望去后，立马哎了一声，激动地说了句，大舅舅来喽！话音一落，我手持“金箍棒”也跳下了麦垛。大舅舅盯着我问：“你们这是做么事？”我说，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他问：“哪个是孙悟空？”我挠了挠头，害羞地吐着舌头，低头低眉低声回答：是我。大舅舅点了点头，说：“嗯，是有点像孙悟空，脸红得跟猴子屁股似的。你脸上的红是怎么涂上去的？”我说，这个我最最最会了，只要把红纸放水里浸湿，往脸上一抹就成了。大舅舅哧哧地笑了，用手指了指大妹妹，“她演么事？”我说，白骨精。他又指了指二妹妹，“她呢？”我嘿嘿地笑了笑，说，她是小妖。他又哧哧地笑了。两个妹妹一脸墨汁，滴溜着眼睛，看着大舅舅一脸傻笑，笑得像人又像妖。接着，大舅舅的眼睛又落到了我们的身上。我们三个人都脱得精光，我腰上系了妈妈烧饭时用的围裙，大妹妹系的是妈妈的红头巾，二妹妹系的是妈妈的绿头巾。大舅舅说，“脱得精光，哪不怕丑？”我说，连环画上是穿这样的衣服。他笑眯眯地说，“你看过连环画？那你就讲讲三打白骨精的故事”。我咧嘴笑了，露出了一嘴米粒一样的牙，说了句，这个我最最最会了。我眉飞色舞而又滔滔不绝地讲着三打白骨精的故事。他听着听着，而后连连点头，嘴里还发出赞许和表扬：“不错，不错，这么点鬼东西懂得这么多”。他用手摩挲着我的头。我的头皮有一种说不出的舒服，那痒痒，痒到我心里去了，我感觉到他的手掌中有一根看不见的线，那线是柔柔的，长长的，把我一颗骄傲的心拉到了最骄傲的位置。大舅舅又去摸了摸两个妹妹的脸蛋，再次哧哧地笑着。这笑是从他心窝里冒出来的，像温泉，漾在脸上的涟漪是那样的柔和，是那样的温暖，比那些哈哈的笑声更有内容更有魅力，更加动情。事后，他向我的父亲和母亲说了我们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并说：“这娃儿聪明，长大肯定有用。你俩要好好培养他，哪怕就是不吃不喝，也要把他盘出书来”。父亲笑了笑，用苏北话夹着宿松腔，轻轻地骂了一声，“你这个猴孩”（猴，苏北话，调皮捣蛋的意思）。母亲也接了句：“飞天痞！”
文革开始后，是他身体最不好的时期。是祸也是福，让他逃掉了批斗。而他的咳嗽病一天比一天厉害，痰中带血，常常发低烧。他成了一个废人，什么事都不能干，整天坐在堂屋里愁容满面地望着门外发呆。
大舅舅家的门前有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