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话用在我大姐身上是最恰当不过的。
我兄弟姐妹六人，大姐最大，也最苦。她生于解放前，与新中国一同成长。由于弟妹多，当同年人都高高兴兴地背着书包上学校时，大姐因要带我们，只能站在远处向人们投去羡慕的目光。
那时在大集体，各家的粮草全部归集体所有，你只有在集体做工，按工分来分配粮草。因我们兄弟姐妹多，仅靠父母二人的劳动，全家的粮草是秤不全的，大姐小小年纪就品尝到生活的艰辛，为分担家庭重担，到集体做工了。很难想象，一个十二三岁的瘦弱的小姑娘，成天跟成年妇女一起割麦、插秧、除草、挑粪，那将会付出多少汗水，多吃多少苦！但大姐硬是挺过来了。到十五六岁时，已经完全是一个壮劳力了。
大姐的婚姻是毫无爱情可言。在我们农村，男女婚姻一般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大姐在三岁之时父亲就把她许配给我的一个六岁的远房表哥。等到二十多岁时，大姐看我那表哥是越看越不中意。我那表哥也就是我现在的姐夫为人忠厚到极点近似于傻。举个例子，你跟他一同做三天活，不可能听见他说一句话。拿我们农村的话说，你画个圆圈让他站在里面，叫他站三天，他不可能只站两天半的。
大姐想反抗，可是有什么用呢？我那表叔是大队干部，他把大队支书、会计都请来做我父母的思想工作。父母无可奈何地屈服了，又反过来做姐姐的工作。可怜的大姐，成了这包办婚姻的牺牲品。
大姐一直到二十七岁才结婚，在农村是很少的。我知道，这是大姐对这门婚姻的无声的控诉。
结婚后的大姐，日子过得特别艰难。那时的农村，在集体干活，你光有力气是没用的，你的嘴一定要会说，要会投机取巧。而姐夫是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人，老实就必定遭人欺，尽管干的活不比人家少，可工分是男劳力中最少的。大姐又一连生了三个孩子，夫妻两在集体苦干一年，勉强把粮草秤回来。里里外外所有的事情全是大姐一人担当。真的难为大姐了，那么柔弱那么矮小那么忠厚善良沉默寡言的一个弱女子，竟然坚强地撑起了一个家庭！
到我的两个外甥女一个外甥都到上学的年龄，大姐简直就是举步为艰了。尽管已经分田到户，但每学期开学，大姐仍然总要四面借钱供子女的学费。也难怪，姐夫无一技之长，就连外出做小工也没人要，夫妻两单靠种几亩田能有多少收入？那年，我大外甥女到兴化参加高考，学校要求每位学生交车旅食宿费八十元。她高高兴兴从学校回来，家里的一点钱刚刚买了化肥和农药，一分钱也拿不出。外甥女最后自己哭哭啼啼到我二姐家借了八十元钱……
日子就这样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前移。孩子们都长大了，外甥女和外甥都结婚生子了，大姐紧锁着的几十年的眉头渐渐有点舒展了。
可还没舒展开来，厄运就降临到大姐的头上：大姐吃饭时隐隐觉得胸口有点疼。开始没注意，过了一段时间，疼痛有增无减。到镇卫生院检查，怀疑是食道有问题。立即到上海检查，真的是食道癌，且到了晚期！
仅仅四个月，一个鲜活的年轻的生命就结束了，我那可怜的从来不会笑的姐姐！
四年来，多少次梦到大姐,梦到她那银铃般的笑声，是那样的阳光充满活力。如果大姐还健在的话，现在应该是这样生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