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有什么用？”
此问乍听或许十分可笑。从小学起我们便始学史，到头来却连其用处亦不知晓么？
但事实上此疑问一直广泛存于当代学生之中。喜欢？反感？应付？甚至于历史学科之意义，都有不同意见被提出。其实又不仅于历史，其他学科亦存在类似问题——这当然是现行制度之缺陷使然，非一时所能改变，只是我以为若是解决了于历史之疑惑，那么于其他学科、甚至于人生之疑惑，也都可以烟消云散——因历史学是一门具指导能力之科学。
“爸爸，历史有什么用？”
六十多年前，年鉴学派一代宗师马克·布洛赫正面临同样的问题。时值二战，尽管历史已作警示，鼠目寸光的政客依然熟视无睹，终于引火自焚。法国旋即沦陷，参谋本部的同事哀叹不已：“难道历史已经背叛我们了吗？”当人们一再无视历史教训时，历史学又有何用？面对幼子的质问，布洛赫无言以对。但他并未就此止步，而是在现实中继续探索——在没有参考书、办公室，甚至没有安全与自由的环境中，他写下这一份答卷，《为历史学辩护》。
一门科学竟落到从业者为其辩护，足见处境不妙。今日史学与当时面临的问题固不相同——盖因每个时代本身之律动不同，则表现的矛盾亦会存在区别。但人类社会的许多问题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从未得到解决，于是有些思想乃存有普世之价值；也正因此我们在与先贤的交流中得以产生共鸣。身处战争漩涡中，布洛赫不无自嘲地在导言中写：“即便不能证明历史的其他用途……历史无疑具有娱乐的价值”。此诚为不用之用，史学若凋零至此，不免教人心寒。之后他试图引导人们将兴趣升华，其努力让我动容——但不幸的是，很多人的目光便长停于此，再不向前挪一步。
中国正紧抓经济，便使眼下一切都讲效率与效益。在此两效主导下，学习与研究都不自觉地要求速成；“历史”二字在生活中亦不可避免地变得轻浮。看见一本本装订花哨、言语轻薄，却打着“吸收历史经验”旗号的书籍被摆在书架上，不禁恸然。或许它们确实将“历史”一词送入人心，但不也正是它们使得史学的光彩褪色吗？轻薄浮躁的流水线产品，在其历史的面皮之下，终究只是赤裸裸的商业利益；娱乐化的市场究竟还能表现多少内涵，实在值得怀疑。而古往今来人们对历史学的苛刻始终相同，即“本能地要求历史指导行动，一旦历史在这方面显得无能为力时，就会感到愤慨”；在八卦消遣的糟粕读物来去折腾下，公众对历史价值的不信感日益增强，史学的地位岌岌可危。
这种不信任的范围甚至还蔓延到人类历史本身。我曾受到一些质疑，如“历史是史学家写的，我们没有经历，所以不知真假。只通过别人说的写的，有何证据”等。此亦为历史过分商业娱乐化的后果之一，而这两种不信任交织，历史便沦为谈资笑料。所谓“历史书”，看一看，乐一乐，也便过去。我迫切希望能为历史学正名，因我深知这是一门怎样于人类有益之科学。
“这个可悲的世界尽管可以为科学的进步而自豪，却并没有为人类自身创造多少幸福。”我不知布洛赫写下这句话时神情如何，但想必心绪一定复杂非常。这现在看来当然过激，只是活在那个时代，亲历近代科技所携来之浩劫的人们，有此想法未尝不是理所当然。但我相信在他眼中，历史应为人类带来幸福，历史学也应是一门为人类创造幸福的科学；历史知识应指引人们走向和平发展的道路——且不同于传统东方史学中机械式的借鉴，而是通过科学、综合的方式来达成这一目的。难道要期待着所有悲剧都在人间上演一遍么？巧妙地设法回避，亦是历史学存在之价值。
至若出于私心利用历史与历史学的行为，都是绝不能姑息的。真正的历史学是一门严谨、积极的科学，它的存在并非是为让人卖弄学问或是被演说家引以为廉价的煽动论据；只有具有历史精神的史学者，才能够对它加以诠释——我并非要刻意拔高治史门槛，但我认为研习历史之人，至少要对其怀有一种温情与敬意，否则得出的任何结论都可能失之偏颇。
而要使历史为人创造幸福，还更需要联系现实。布洛赫即是重视联系历史与现实的史学家；他指出，史学者应当热爱生活，而“渴望理解生活的欲望，反映出历史学家最主要的素质”；前此普鲁士历史学家德罗伊森也强调“现实中的任何一点都是由历史演变产生出来的”。那如何验证历史学的现实意义，其与现实之间又应怎样联系？限于篇幅不能详叙，但我想明治维新将会是十分有趣的例子。

每时、每国皆有对历史缺乏必要认识之人，但他们从不曾像维新时期的日本那样集中。蒸汽、铁路，轰鸣的变革声将日本历史的长河撕裂；一座鹿鸣馆，多少故事与希望被赋予其中，最终付诸东流；探索、争鸣，从东西方文明碰撞中最终诞生的只是畸形的日本。一个世纪之后，中国历史学家钱穆批评近代国人“因我们自己不了解自己以往的历史，遂误认为自己以往一切完全要不得，于是只想抄袭别人”，而“我们若只知向外抄袭，不论是民主抑是极权，终究是一种行不通的一面倒主义”——此批评于日本人同样适用，且更为贴切。在西风东进，脱亚入欧的进程中，鹿鸣馆的“上流社会”几使民族历史文化丧失殆尽；而“鹿鸣馆时代”结束后，日本又走上何种道路？军国主义、殖民扩张，终于随着蘑菇云升起，日本人的迷梦破灭。建立在对本国历史文化的摒弃与迫害之上的维新，本就注定走上一条不归路。
这还极端体现在武士道的堕落上。日本武士本受儒学影响，最贵仁义。仁者恻隐之心，是至柔至勇的武士之情，是一之谷婉转凄美的《敦盛》，非旅顺南京的腥风血雨；而此之义，是源义光弃官之义气，是上杉辉虎贯彻之正义，是武田晴信灭亲之大义——长久以来，它们即使并非全为人所信，但始终作为美德被供在世间。至于近代，武士道经过统治阶级粉饰包装，成为愈来愈多人挂在口边的行为准则。然“道可道，非恒道”，武士道愈是被一再解释，其原本之精神愈是丧失殆尽。从博爱到狭隘，堕落之路教人叹惋；日本人思想由是陷入混乱，源家祖先的大德高义被抛诸脑后，取而代之的道德典范是丧心病狂的乃木希典。这正是西方文明的冲击让日本文明出现断层，日本人对自身历史的抵制使得文化发展失去必要土壤，而民族历史所发挥的这种土壤作用非但是民族文化发芽生长之营养来源，更是将民族文化维持在地上的根基；否则一旦历史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