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一则旧闻，文中称在广东十一届人大的一次会议上，包括一位副省长在内的部分人大代表在小组发言中提出，应该取消“农民工”的称谓。理由是这群人中很多非户籍居民参加了三十年来的城市建设，而在深圳“农民工”的称呼早已不叫了，都统一称为特区建设者。读完这则消息，让人想到许多往事，不由间感慨万千，一时心潮起伏不已，如同打翻了五味瓶，各种滋味一齐涌了上来。
于出生在六、七十年代的人，于出生于农民家庭的这代人而言，那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跳出“农门”成为吃商品粮的工人老大哥，或国家干部。可是，那时除了考上大学这条独木桥之外，招工、招干都与他们无缘，只因为他们是“农村户口”。说白了，当时的户籍制度，限制、抹杀了一大批农村青年的梦想。我就是其中之一。记得曾经看到过一篇文章，作者以自身阅历，讲述了他半生为跳出“农门”而做出的努力，其中尝到的艰辛、受到的岐视与心灵伤害，深深地震撼了我。因为我的阅历，与其是那样地相似。客观说，是这篇文字引起了我内心的共鸣，通俗地讲，这是我们同病相怜。
后来改革开放了，农民可以进城务工了。由此而愆生出了诸如“打工仔”，“打工妹”，“农民工”，“民工”这样的称谓。仅从这样的称谓中，就不难感到社会对这一阶层人生存状态的岐视。更让人痛心的是，媒体舆论的呼吁、同情，反而加剧了社会对这一阶层人的岐视。正如前文提到的应该取消“农民工”的称谓的说法，提法是否妥当先不讲，但是谁又真正有能力做到这点。也许媒体舆论的称谓会改变，但是在人们日常的称谓中，你能不让他说“农民工”或“民工”这些字眼吗？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特定的人群，特定的称谓，已成为约定俗成的事，要想改变这不是说改变就能改变的，也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我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一称谓会象曾经的“工人老大哥”一样，成为历史。
作为一个在外打工多年的农民，许多事是我感同身受的。在日常工作或与人交往中，往往会听到某人在说某某某是“农民”时，那说话的语气、神态中，都有种无法掩饰的不屑，流露出一种生于城市的优越感；或有一件粗活、脏活需要干时，他就会说去喊几个民工吧。特别是在当有人以卑视的语气说“哪是农村来的”，朋友们间相互取笑间戏称对方真象“一个农民”时，我的心无疑如刀割一样难受。自然，被社会岐视、被城市人卑视的原因有许多是因体制造成的，但更多的原因还在我们自身：譬如卫生观念差、爱贪小便宜、文化修养差等等，都让城市人“瞧不上眼”。但最让人感到痛心的是，就连那些从农村出来刚蜕掉泥巴气息的人，竟然也在指责农民工如何如何时，我真替他们羞愧，他们真是有些数典忘祖了！
体制正在变革，社会正在发展。我们没必要为这些称谓纠缠不休，这只是特定社会环境下的产物，也不必为此大惊小怪。我们的人大代表，最好也不要做类似于此哗众取宠的事，最好能真正地关心这群人，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能为这群人造福的提案，为他们办点实事。好在已有许多学者、专家，许多职能部门，已把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以及其子女的教育问题放在了议事日程，这是一件好事、幸事。虽然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还有许多力所不能的事，但解决好这一问题，只是时间的问题。
我是一个农民。这是社会打在我身上的烙印，这是我无法改变的事实。因为即使我已多年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即使我以别的方式谋生，即使我混迹城市生活已久，即使在同事朋友间已模糊了我“农民”的身份，但我的户籍仍然是农民。我也不想改变我的户籍。我知道即使改变了农村人口户籍，我的骨子里仍是农民。我以为自已并不比别人差，无论是行为还是思想观念；我以为自已的修养，并不比城市人差。虽然说我是农民。
在城市打工多年，虽没有象我的兄弟姐妹一样受过许多岐视与不公待遇，虽然我一直为自已能有一个较为理想的工作场所庆幸，但我就是农民。我是一个农民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