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两位老人，一位80岁，一位也是80岁。前一位老人出身贫寒，青壮年时期辛勤劳作、养育儿女、自强自立。遗憾的是，安度晚年的他前些年在一次意外车祸中被肇事车辆撞伤，高位截瘫，永久躺在了床上。另一位老人出身富足，多年来一直养尊处优，属于家里的“人上人”，由于长期以来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关怀，小病大治，小伤大养，打个喷嚏也要发动全家族的人请假回来围观、服侍、送医、熬药，这位老人身体保养的非常好，中老年人常见多发的一些疾病他很少有，只有血压不稳、手颤等症状，就是这样一些症状，也早已多次遍访名医，专程去北京大医院请数个专家会诊过。
前一位瘫痪在床的老人，睿智豁达，深明事理，躺在床上，依然是家人的主心骨。在家人面前他选择了乐观，每天听评书，看电视，聊天，不与时代脱节。他感恩于照顾自己的家人，常常说，如果没有他们精心的照料，我早就不在了，现在每活一天，都是赚来的。老人对生死了然于胸，在衰老、疾病和越来越逼近的死亡面前，他平淡、洒脱、自嘲，还很机智和俏皮。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常常微笑着回顾这一生中的大事、小事、高兴事或者尴尬事，用幽默、俏皮的语调讲给我听，我常想，如果把这些话录下来，再写出来，每一篇都是生动有趣的好文章。
后一位老人呢，腿脚灵活，生活本应完全可以自理，但无奈精神早已坍塌。他的子女多金又善良，为了让老人幸福的安度晚年，他们拿出全部积蓄，又借贷一部分，在一个靠近医院的优质地段，买了一栋带花园的别墅，雇了最好的保姆，把老人接来与自己同住。他们都是自由职业者，白天不用去公司坐班，办公室就在家里，所以家里虽然房子大，花园大，但非常热闹。按说这一大家子人，有钱有房有车有闲有爱心，该是多么幸福。但老人感到不幸福，比如他总是追问：为什么我会得高血压呢？为什么别人不得这个病呢？难道是老天惩罚我？我没做坏事，为什么要让我得这个病呢！
比如老人早起发觉鼻塞，就惊恐万状地把全家人都喊过来，他追问：为什么会这样呢？肯定有病，有大病了，说不定是癌症呢！不行，得赶紧去医院，这里的医院不行，得去北京大医院，把某某、某某（在外地的子女）都叫回来，我都这样了，他们还不回来？！老人的子女带他去大医院检查，检查后，大夫让老人去休息，专门留下老人的子女，对他们说：跟这样的老人长期相处，你们自己务必当心，否则情绪会受其影响，甚至会得抑郁症。
我去看望这位老人的时候，老人的女儿对我说：我以前心多静啊，说话从来没大声过，总是安安静静的，完全是个淑女。可现在呢，抱怨越来越多，嗓门越来越大，心情越来越烦躁……人老了难道都要变成这样吗？其实他年轻时就这样，只不过现在更加严重了，所有这些现象的背后无非就是那两个字：怕死。可人是一定要死的，在死亡面前没有人有特权。即便他活到100岁，依然要面对死亡来临的那天，这一点，难道他不清楚吗？等我们老了，可不能这样。问题是，那时候，我们还会有这种自觉吗？如果已经老糊涂了怎么办？
毕淑敏有篇小说是写临终关怀医院内容的，在临终关怀医院里，尽是些得绝症不久于人世的老人，死神常驻在这里，是这所医院最好的朋友。面对死神，能够有尊严的死去、能够坦然面对死亡的老人不是很多，甚至稀罕。国人历来对死亡讳莫如深，属于禁忌的范畴。死亡教育更是缺乏。
李大眼（李承鹏）在书里借主人公之口说：人是天地间的庄稼。庄稼一茬一茬地播种、开花、结子、收割，留下的种子接过这生命接力棒，顺应四季，开始又一轮的生命之旅。个体的生与死过程，其实是种群的生生不息、基因优化过程。
有尊严的面对死亡，达观的看待死亡，体面的迎接死亡，这是一个高贵生命的自觉、自知、自省、自律，这是天地大生命圈的规律；这更是生命火把的代代传递。为什么不做一个手持火把、高昂头颅、奋勇向前的种子选手呢！
苟且活着，忍裆下之辱，好死不如赖活着，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都是祖宗留给我们的所谓“经典”，没有宗教没有信仰的民族，必定是少年早熟，老练圆滑，八面奉迎、善于变通、没有原则、潜规则盛行、实用为上、功利当头的民族。所以，欢乐了，要胡吃海塞，悲伤了，也要胡吃海塞，什么什么了，都要胡吃海塞。胡吃海塞，谓之“饮食文化”。
“文化”这东西是个中性词，有好的文化，也有坏的文化。祖宗留下来的文化，有哪些是精华，有哪些是糟粕，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先哲们：鲁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早已为我们启蒙过。说文化，不如谈文明，只有优秀的文化，才是文明的。糟粕的文化，可能是反文明、反生命甚至反人类的。
西人，生时快乐，就有了《欢乐颂》；死时从容，就有了《安魂曲》。从欢乐颂到安魂曲，应该是一个生命有尊严的简短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