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与家人回上海，买的都是硬座票，所以对于硬座车厢并不陌生。不过，世事变迁，十几年后，赶上了春运高峰，没买上硬卧，便和刘老师来了回“温故知新”。
提前一个半小时离家，紧赶慢赶的，光从火车站进去，用了大约近四十分钟，还差点没上去。人太多了，而且扎堆地往硬座车厢挤。
幸亏有刘老师“杀”开一条“血路”，我们才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还别说，这一路挤过来，感冒的症状轻了许多。可是周围的空隙已经不多，再想挪动只怕是难。
火车尚未开动，就见对面那列火车的列车员大喊：实在上不来，赶下一趟吧！那老兄哪里肯听，硬是夹在门缝。后面还有一个背着大包等着。眼看火车已经有开的迹象了，下面这位都有点傻了。这时过来一巡警，冲着一个开窗口，二话不说，把这位的行李抛进火车，然后指着窗口喊：就从这进，听我的没错。双手一用力，把这位硬从窗口塞了进去。此刻，那位夹在门口的情况似乎没什么好转，我们有点“隔岸观火”的架式，可是心里也替这位捏把汗。折腾了好半天，才见列车员终于把门关上了。看得我和刘老师是一阵后怕。
火车终于开动了，车厢的情况没有丝毫好转。所有能放的能站的空间都满满的，有的人想蹲下来，那是门也没有，就只能站着。凡两座的一律拼三，三座的拼四，当然有例外，我们对面三位因有一位胖子，只好维持原数。而我们几位都算瘦肉型的，所以拼四。
熬了许久，听到广播里传来可以补卧铺的消息，我准备一试。我们离补票的车厢有五节。我刚有这个念头，刘老师立即阻止，理由是她曾有次补票，不但没补成，而且一直空等着，比没票还难受。何况，以我的身躯要越过五个车厢，等于自找死路，万一回不来，折腾半天，让人提心吊胆的，反而不美。于是作罢，看看旁边没位子的，便安心地坐着吧。
只是人有三急，不得不解决。为此一上车，便已想好一计，跟着餐车往车两边移动。只是wc门口一直排着长队，两次均未成功，一路踩了无数双脚，我象个小日本似的低着头只管说：对不起。一次在车厢处多等了会儿，赶上到了某站，眼看着下去了一溜溜，过了会儿，上来的比下去的还多。所有上车的人象“鸭”一样被列车员喊着往里推往里挤，人人仿佛都在尽力地忍着一口气。我原本所站的有利地形，被一个男人挤站了，这也就罢了，一会儿，他把他的手抬到肩上，吓了我一跳，原来他是个“六指”。离我这么近，我心里可有点毛毛的。不过这时候我想起了《聊斋》里的孙子楚，便又有了点好奇，定睛了看了一回，还是觉得恐怖，便忙忙地逃回座位去了。因为人多口杂，又怕落歧视的坏名头，便没把这事告诉刘老师。这么挤了两回又出了一身汗，便哪也不去了。
这时卖杂志的、卖水果的、查票的列车员还在一趟趟地穿行在无处插脚的地方，所有阻碍车子行进的物品被要求举起来。于是你会看到那些扛着大布袋的民工不断地举起坐在脚下的行李。民工自然是有怨言的，但列车员三言两语，便让这些人无话可说。理由大约是有规定，每日或者有次数或营业额之类的要求；人多安全格外重要，不能失了警惕，也算防贼之虑。
按说这里的空气质量肯定很差了，可是在列车员宣讲完后，又有人在抽烟。刘老师直接对着隔壁的一抽烟小伙说了句：没听见，不许抽烟。那小伙眼珠子直盯着刘老师，刘老师才不含糊，冲着他说：看我干嘛，看后面。那小伙的头顶上正是一条鲜红的标语：车上严禁吸烟。在这“水陆不通”的地界，小伙只好无奈带着一丝苦笑把烟弄灭了。只是车厢里的人竟无人呼应。所以到了后半夜，又有些烟民开始抽烟了。好在我们的窗口一直开着一条缝。
坐在旁边的是个女大学生，对面那个也是。她们听出我们的身份，便多了一份信任，于是开始瞎聊了一阵，到晚上，身边的小姑娘实在困得不行，靠在我身上。她身边的小孩子靠着她，我趴在餐桌上，刘老师靠着窗边。整个车厢里的人渐变得模糊不清。
当然，有时候，我们就这样含含糊糊地就渡过了人生的“流沙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