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口气看了一批塑造部队大院子女群像的电视剧，如“梦开始的地方”“血色浪漫”“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大院子女”等。在一窝风的“警匪”“武侠”剧越来越倒观众味口的时候，为了那惊世骇俗，愁肠百转、渐行渐远又不能忘却的纪念，某一特殊时期，有着特殊背景的特殊人群，那火辣、激情而神秘的故事，终于进入了普罗大众的视野。
我在部队大院生活了十四年，对这类题材的故事感同身受。
作家洪烛在一篇名为《北京的大院》的文章里，将北京市民居住环境的特色归纳为，一是胡同多，二是大院多。不错，北京的大院太多，20年前就有两、三万个。就拿部队大院来说，从公主坟一直到北京西山脚下，空军、海军、通信兵、总后、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等司令部依次排开，浩浩荡荡，气势非凡。几乎所有的部队大院都是统一制式，总后大院的布局干脆直接用苏联‘陆军总部’的图纸。高高的院墙，院墙上还拉着电网，结实笨拙的苏式低层楼房整齐划一，显著位置都有军徽、军旗或“八一”标志，院内军绿的基调，大门有威武的士兵站岗。这些大院就像一个个独立的小城市，有自己的办公区、生活区、食堂、服务社、礼堂、俱乐部、游泳池、医院、车队、幼儿园，有的还有小学，甚至中学。
每天早上六点，广播里“滴滴塔塔”就吹起了起床号，不一会，大操场上就传来了齐刷刷的跑步声和“一、二、三——四”的口号声，父母去出操，我们已经习惯了在紧锣密鼓的操练声中酣睡不醒。
军人出身的父母，过惯了集体生活，在家务上基本都是弱智。不会做饭，顶多会熬个粥，下个挂面。不会洗衣服，大件衣物送到洗衣房去洗，小件的自己在家洗，洗法也很简单粗暴，把衣服放在洗衣板上用“板刷”蹂躏。我妈就这么洗衣服，多年以后，从小在一起长大的朋友回忆我时说，“穿着一身带着搓衣板印的旧军装跳皮筋”。
部队大院的食堂是我们一日三餐的地方。早上顺路买个馒头，夹上一毛钱一碟的猪头肉，一边吃一边去上学。中午、晚上放学后，也到食堂集中，父母工作忙，很难顾上我们。我们常常是几个小伙伴凑在一起，一边吃，一边笑，一边闹。那时也没有什么小炒，都是大锅菜，特别一到了冬天，基本上天天吃白菜熬豆腐，但我们吃得很香，时不时搞些恶作剧让那些小炊事兵没了脾气。
夏天，游泳池是我们的开心乐园，在北方，会游泳的，十有八九是大院里的孩子。一到放假，我们几乎整天泡在游泳池里，一场游下来，再游第二场、第三场……。有时，我们也会跟着几个大一些的，偷偷跑到玉渊潭公园里的“八一湖”去游泳，不过，被家长发现了免不了臭骂了一顿。相同的生活环境，使我们趣味相投。记得小学升初中，填登记表时，在兴趣爱好这一栏里，我们无一例外都填得是“游泳”。
冬天，尽管北方此时天寒地冻，但我们仍然挂着青鼻涕在外面东奔西跑。最常去的地方就是溜冰场，大院自己的溜冰场，那里人群熙攘，鱼龙混杂。有会溜的，技术娴熟，姿势优美，游刃有余，像雄鹰翱翔；也有我们这样不会的，也不闲着，带上自制的小冰车，双手紧握一副铁钎子，像滑雪运动员那样在冰上蜿蜒穿梭，自得其乐。有时躲闪不及，一堆人撞在一起的事是常有的。电视剧里那个什刹海冰场我们不去，一来太远，二来那里管理严格，我们这类不靠谱的“飞车一族”是不让进的。
部队大院每个星期都有露天电影放的，不管春夏秋冬，每个星期六晚上，我们都会早早地在操场上占个座位，然后唧唧喳喳等着开演。电影都已经看过多遍，里面的台词可以倒背如流，但我们仍然场场不落。有时大院旁边的炮兵营也会放电影，我们也会到呼朋引类去那里起哄。
少不更事的童年很快过去，文化大革命在我们的懵懂中爆发了，中国从此进入了“十年浩劫”时期。确切的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那段时间我们还是很快乐的。家长忙工作，忙学习，忙运动，没时间管孩子。文化大革命又不上课了，大我们几届的，参加了“红卫兵”，打着红旗“大串联”去了，剩下我们所谓的“红小兵”，每天的任务就是玩，我们精力充沛，极具活力，会想出各种“妖蛾子”因地制宜的玩。我们曾爬墙头翻到幼儿园偷菜园里的苋菜，支上个小铁锅煮汤喝；我们曾把警卫排战士的军帽偷出来，高高地挂到门口树上；我们也曾往楼下的人身上吐痰，在马路上步态夸张地学别人走路，自己笑得直不起腰，缺心眼。
我们很小就穿父母的旧军装，父母级别高一点的也有穿将校呢的。不过不多，一般人不愿意在平时穿将校呢，只有参加什么较为正式的活动或到别的大院去寻衅滋事的时候，才显摆一下，平时还是愿意穿四个兜的普通干部服。没有刻意的追求或效仿，仿佛这是顺理成章、约定俗成的事。我印象中从来没有向妈妈要过新衣服。小女孩爱美的天性和身份认同在我们身上发生了错位。我们不但爱穿军装，有时还会互相翻看对方的衣襟，看是否有表明部队番号、姓名的标识，有，就是是总后军需处发放的正规军装，没有，就是冒牌货。被我们翻出是冒牌货的人，脸上会很没面子。还有的虽是正宗货，但不是四个兜的干部服，而是只有上面两个兜的战士服，那就更会招来我们的哄笑。应该说从内心里，大院子女对一切能确立等级的参照物有一种本能的敏感反应，大家都在一块儿玩，司机的儿女基本上插不上话。但是，这只是一种心理的潜意识，完全没有上升到看不起谁欺负谁伤害谁的层面。说归说，笑归笑，事后大家仍然心无芥蒂的在一快玩。
文革期间，旧军装、军挎包，红袖章，像章、懒汉鞋，就是我们基本上的统一装束。我们佩带的像章也是军人专有的，一套两件，上面是金色的五角星，中间是毛泽东侧面像，下面是红色的长方形，中间是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手书体。我们穿的懒汉鞋，俗称“片儿鞋”，边有雪白的，也有棕红的，我们院的孩子喜欢穿棕红色的。不管男孩女孩，自行车座椅拔到最高，有时前面带一个，后面带一个，一呼百应，像蝗虫一样，呼啸而过。这点与电视剧里拍摄的很像。骑车是大院子女每个人必须掌握、又无师自通的基本技能，一两天就能学会。没什么窍门，窍门就是胆子大，上了车只管跌跌撞撞往前冲。十来岁的女孩子，双手脱把，在大院宽敞的马路上飞奔，一边骑，一边从兜里掏花生剥着吃，也堪成大院一绝。
1967年1月14日，在“四人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