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生活在鄂西乡下的人，大都见过这样一种鸟，体形很小，黄黑相间的毛羽，喜欢把家筑在房檐下的墙洞里。我们叫它们黄旦旦。不论是公黄旦旦，还是母黄旦旦，都很顾家，清晨出去觅食，天擦黑前一定会回到家里，且是一公一母双双把家还。有时候我们私下也把它们叫做夫妻鸟。
乡下的贫贱夫妻，和这夫妻鸟很相似，早出晚归，小心翼翼地经营着大地上的爱巢，不被风吹着也不被雨淋着。我所认识的村子里的所有夫妻大抵如此，我的父母也是如此。

母亲十八岁嫁给父亲。
唢呐翻过一座一座的山坡，一吹就是几十里地，从鄂西的老高山吹到了河下。在我们那里，姑娘能从偏远的老高山嫁到地方好的河下，是梦寐以求的一桩心事，更是娘家人的骄傲。在河下，能一眼望见那玉带似的清江河，亩亩肥沃的梯田就在眼皮子底下，到合作社也只需个把小时就到了，不像高山不管你绕了多少个弯，似乎永远都在山根根底下打转，一辈子就在山根根下转没了。母亲看上父亲，除了高山人对河下人家一般的憧憬，还在于父亲是一个手艺人。
在当年的乡下，只要会一门手艺，譬如木匠啊，石匠啊，那就不得了了。手艺能养家糊口，即使田地里收成不好，也可以走户串乡挣些银子。况且父亲既会石匠，也会木匠，二十多岁，已经是远近有名的大师傅了，且人又长得高大，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陪伴母亲十八岁远行的，除了那一路上喜气洋洋的唢呐声外，就只有两口箱子，一张桌子，一张抽屉，一个柜子，十二把椅子和几床新铺盖。那是外婆给母亲打的陪嫁，它们将陪伴母亲过新的日子。

然而憧憬与现实毕竟是两回事，父亲底下还有五个弟弟，伯父上门做了女婿，他就算作长子，都说长兄如父，他那些年闯荡江湖挣的银子都补贴了家用，根本没有半个子儿的积蓄。
母亲嫁给父亲后，住着的是半间旧瓦房：一间火塘，一间房屋，一间阁楼。由于地基较低，下大雨的时候，屋子里就渗满了水。更为闹心的是分家的时候，祖父没有给他们分多少粮食，那大半年她和父亲吃的全是她从娘家带来的几十斤高粱。种的也只是区区四亩薄田，锄头挖下去硬邦邦的，那哪里是田啊，石头遍地，长的草都是瘦精瘦精的。年年风吹苞谷，雨烂洋芋红苕，如若大涝大旱，那就一点都指望不上了。母亲说嫁给父亲二十多年，那田就没有几年是叫人宽心的。
不仅田地里不让人省心，生活里也是磕磕碰碰的。
打我记事起，父亲和母亲就没少练嘴皮子。他们和其他在乡下生活的人一样，常常在一些小事上斤斤计较，有时候竟为了几毛钱的帐对不上就争得面红耳赤，甚至还会出手。当然一般最受气的还是母亲。她个头小，性子又倔，抱着死理不放，而父亲脾气暴躁，跟你没说上两三句，火药味已经从口中蹦了出来。父亲最大的毛病就是什么事情都喜欢擅自做主，从不跟母亲商量，而又经常吃亏，母亲一责问，他就把怨气撒在母亲身上。
我们最怕他们俩吵架，在妹妹小的时候，只要有争吵的迹象，我和大哥就唆使妹妹放声大哭，以使他们相互妥协。许是妹妹自幼聪慧，很能心领神会我们的意思，她娇弱的哭声还真有一些作用，常常把干戈浇灭在萌芽状态。也有失控的时候，那时妹妹的佯装哭闹就是火上浇油了。有两次，母亲就差点跑到娘家去了，都是被邻居劝回。
在吵架后的几天日子里，他们还相互呕着气，像小孩子一样不跟对方说话，我们就变成了传声筒。父亲有什么要话要说了，不好直接跟母亲谈论，就要我们转达，我们再把母亲的意见回给他。这在乡下似乎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我记得有一次父亲病了，母亲又碍于刚刚吵过架，就指使我们去打探父亲的情况。母亲从卫生所买回药丸，要我们送给父亲服下；母亲做好香喷喷的饭菜，要我们端给父亲。
他们这种小孩子玩过家家的赌气法，有时候却好玩。也是在他们争吵后的一个雨天，母亲病得不轻，躺在床上。父亲披了一张薄膜，戴了一个草帽，就消失在雨中。他回来时手中多了一把马齿苋。我看见他洗净了马齿苋，和着鸡蛋打了一碗汤，什么也不说地端到母亲面前，用筷子在碗中和来和去。母亲撑起身子，说了一句：你还晓得心疼我啊……两人都破涕为笑，重归于好。

随着我们兄妹相继读书，家里的经济越来越拮据，就像算命先生给父亲说的那样：一个口袋两个洞。仿佛那些年乡下的经济整体不怎么好，修葺房屋的人不多，再加上父亲的木匠手艺已经赶不上农村流行的时尚了。这个匠人在乡下已经不足以靠几亩薄田和手艺把家养好糊好了，只好被迫背着铺盖跟着叔父到外地打工了。
那是父亲第一次到那么远的地方，是母亲送他到镇上的车站的。母亲让父亲到那边后就捎过话回来，父亲则给母亲安排着田地里的农事，更多的时候，他们俩就在那条曲曲折折的山路上沉默地走着。在送父亲上车的刹那，他们没有拥抱，也没有挥手，父亲一个劲地对母亲说，你回去吧，回去吧……
母亲说，在父亲捎回话之前，一直吃不好睡不好。母亲说，不知道他在外地苦不苦。好的是，父亲十天半个月就会捎回一封信回来，虽然信里有不少别字，可还是把他的心理话七里八拐的一点点捎回来了。母亲会写字，但她只是让我们兄妹每人隔一段时间给父亲写一封信，一再叮嘱我们让父亲不要太苦太累了，并把我们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把我们带到镇上的照相馆照相，把相片随信寄给父亲。
那一年，父亲中途回家了两趟，父亲想回家看看，尽管他在回家小住的日子，也会跟母亲发生争吵……
从秋天开始，我们就可以看见一群群的大雁，从我们小镇的上空掠过，它们要过冬了。一到腊月，外出打工的，读书的都回家了，年的气息已经近在眉梢。而那一年父亲却迟迟没有回家。那时打电话要跑到几公里之外的邮政局，很不方便，信中也无法确定归期。挨到腊月十几里，母亲时常在收工后，搬一把椅子，带着我们坐在街沿上，看着清江河对岸的公路。猜测父亲会坐在哪一辆客车上呢？
那几天，母亲一抽空闲就到镇上。回家后母亲就对我们说，今天在街上看见好几辆客车，就是没看见你父亲。盼了一日，又盼一日，直到腊月二十二日黄昏时分，父亲才挑着一担东西独自回到了院子。担子的一边是铺盖和衣物，一边是大袋姊归脐橙。那一年，父亲在姊归县修路。那一天，恰好是母亲生日。

在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