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我对毕飞宇的熟悉程度，可能不亚于我对自己的熟稔程度。这句话放在毕飞宇身上可能也成立，即我对毕飞宇的熟悉，不会亚于毕飞宇对自己的熟悉。相同地域的文化背景，相同时代的读书人的眼光，相同的成长经历，同为六十年代的心路历程，决定了我对毕飞宇的熟悉。对家乡这位优秀的作家，我一直怀着真诚的敬意。从他的处女作《孤岛》开始到《玉秧》，他的每一篇作品，甚至一篇简短的随笔与创作谈，我都没有放过。
对他不熟悉始自《青衣》。当然，更确切地说，是批评界对毕飞宇的陌生让我感到不熟悉。说句俏皮话吧，我这么关注着毕飞宇，你为什么就不关注呢？后来总算有人来关注了，可是一说话却卯调了，不像毕飞宇那样一说话就能把人放倒。譬如说对《祖宗》和《青衣》的最初的解读与评价，两个非常著名的评论家，都让我觉得他们的误读与歪论简直不可原谅。
毕飞宇的写作源于先锋。但作为一个新生代作家，毕飞宇的写作没有先锋文学的压迫，因而也就没有任何负担。这是毕飞宇的洒脱。近年来，我认定现实主义在毕飞宇那里发生了一些变异。客观上说，我目前只能用“变异”这个词而不敢说毕飞宇发展了现实主义理论。那可能是以后的事，它绝没有发生在现在与当下。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写了一篇《熟悉的毕飞宇与不熟悉的毕飞宇》。这篇东西给了《青春》。发出来后，很多朋友都替我惋惜，认为可以发到更高档的刊物上。对此我不能说什么。但我替自己高兴：有很多朋友看到这篇文章，这就很好。为了对索引派的批评家们有个交代，我那篇《熟悉的毕飞宇与不熟悉的毕飞宇》发表在《青春》2001年第3期上。只不过编辑将题目改成了《熟悉的与不熟悉的毕飞宇》。我觉得这有点问题，从语法角度说，并列结构的短语与偏正关系的短语，意义重点是绝不相同的。不信你可以去问一问语言大师申小龙。我至今对这位编辑这么改了我的题目有点耿耿于怀，虽然我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关于毕飞宇，我还熟悉他的另一点，每年，他的作品都不会很多。他绝对不是那种以创作甚丰自娱的人。他写作的认真近乎于神圣，每年只认真地打磨一两篇东西。写完一篇后，便奖励自己一次，给自己放很长时间的假，消消停停地过几天。我知道，他这是在换脑子，为过去的写作思绪作一次清零，别让自己在后面的写作中撞了自己。譬如，他写女人，一个与一个不一样。写《青衣》的毕飞宇，差点儿被人看作是在剧团写剧本的人了；到了《玉米》时代，“创造”了兴化方言的毕飞宇，又让人觉得他跟着他的语言回乡了。
但我还必须承认现在我也还有对毕飞宇不熟悉的一点，毕飞宇近来在很多地方都在说自己年纪很大了。而且，还语重心长，总是对我唠唠叨叨地说，什么年纪就得说什么话，什么年纪就得说什么话。这时候不同那时候了。这真是我不熟悉的毕飞宇了。难道文学真有青春期吗？上了年纪的作家就没有冲动了吗？好像没有太多的道理。让人不熟悉。
不多说了，对话开始。

一、土地
姜广平：你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
毕飞宇：大学时代。写诗。那时候我特别瞧不起小说，一看就明白，没意思。我特别羡慕一个说话让我听不懂的人，简直是崇拜。不是调侃，是真的。所以我非常渴望一开口就把人家放倒，但是这不容易。为了让别人不懂，首先要让自己不懂，我就是这样写起了诗。还有一个问题，那时候我留了长头发，不写点诗说不过去。我只写了两三年，不是那块料。但我特别怀恋那段日子。那是所有人的青春期。
姜广平：后来写小说了，头发也短了。
毕飞宇：是。
姜广平：你有一路小说，像《武松打虎》、《枸杞子》、《受伤的猫头鹰》、《白夜》等，写的都是你的老家兴化，兴化的乡村，乡村的孩子。
毕飞宇：对我来说，乡村和孩子是联系在一起的，相对于都市，乡村本身就是一个孩子气的东西。乡村是生活的源头，比方说，城市里的砖头和家具，在乡村，它们表现为泥土和树，有一种起始感。乡村的孩子都是动物，感官特别解放，乡村的孩子一抬头就是天，一低头就是地，不是水泥路，是泥土，目光一拉出去就是地平线，鼻孔里全是风，感官特别地解放，像动物一样，做什么都极其本能。
姜广平：没错，这样看是有点意思了。
毕飞宇：作家必须敏锐，必须。对人是这样，对大自然也应当是这样。作家的感官最好比脑子好用。我就觉得莫言、苏童的鼻子好，刘恒的耳朵好，王安忆的眼睛特别尖。他们现在都生活在都市，但是他们的身上有一股乡下的孩子气，这很神奇。
姜广平：是这样的吗？
毕飞宇：不知道，瞎说。但我觉得是这样。感官不好最好去做哲学家，弄艺术不行。感官好了，你甚至不要动脑子，不要对什么都专心致志，可什么都瞒不过你，全世界都在找你。当然脑子也不能笨，你不会误解，我说的是这个意思。
姜广平：一个写小说的人有这种感觉是相当好玩的。你是不是你很感谢过去有一段乡村生活？你的笔下兴化乡村，有时连地名都没有回避一下。譬如大营乡、中堡乡等。
毕飞宇：这要从两边说。我不喜欢乡村，我是说我生活过的环境。太苦了，太穷了。我吃尽了苦头才考上大学，离开了那儿。但是又有点喜欢，这是回过头来说的。前些年，东北师大的张钧先生到南京对我作了一次访谈，他已经去世了。那一次他对我说，要我带他到兴化去走一趟。
姜广平：那是为什么？
毕飞宇：张先生说兴化特别神。我哪里敢带他去，兴化和全国各地一样，社会主义新农村。
姜广平：那是因为你把它写得神。但在他，这可能是一种错觉。
毕飞宇：地理上的兴化与我的兴化是不同的。一个是行政单位，一个是感官世界和生活容器。我在兴化度过了童年、少年、青春期，它在我的身体里面。我现在三十多岁了，人比那个时候庞杂多了，不只是几个器官，我把后来的事，梳理过的东西一古脑儿又塞回了兴化，它成了另一个容器了，还有鼻子有眼的，两回事。我的兴化只是我，我这个人，我走过的所有的路，读过的所有的书。
姜广平：你的兴化？就像福克纳笔下的那片邮票大小的土地？
毕飞宇：这个不敢当。但是是这个意思。
姜广平：你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