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毕飞宇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阅读的过程其实是一次冒险，阅读中的参与情况很是微妙，如果作者按照我们所预期的样子写下去，我们会在兴奋之余觉得有点失落，有点微喟。好像作者此举不过耳耳。只有读到那些与我们所预期的不符的书是，我们才觉得作者的高明。这种阅读的预期有时真要人命，它极其微妙地调控着你阅读的情绪，阅读的期盼与阅读的快感时时进行着只有阅读者知道的那种对抗。这种险绝，只有作者才能明白。这个时候，作者多半是躲在他的书后，冷冷地看着他的读者。这样一来，阅读就变成一次作者与读者的较量，一种作者为读者预设的较量——而你又不得不承认这种阅读才是一种真正的阅读。
阅读毕飞宇就是一次真正的阅读。
但我觉得评论界是不熟悉毕飞宇的。
我很早就阅读毕飞宇了。九十年代初期，我在《花城》上第一次读到了他的作品《孤岛》。应该说这不是一篇普通的小说，和当时已经很叫响的先锋作家一样，这一篇小说同样是一种新历史的东西，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种寓言与哲学，一种只有细读并经过深深的思考才能解悟的历史哲学。这个时候的毕飞宇，从语言角度上讲已经有了后来我所非常熟悉的那种语言，我认为那种精致、飘逸、富有质感的语言很富有才气。那是一种真正地使小说成为一种语言的艺术的语言。可能是出于一个阅读者的偏爱，我认为，当时在文坛上很走红的格非、叶兆言等人，在语言上都没能超过毕飞宇。能与毕飞宇想颉颃的，我看也就一个苏童。另一方面，毕飞宇的小说往往在冲突中展现着一种什么东西。他的很多作品因此而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深度。相比这下，格非的东西却只在展现方面做着一种努力。我读他的《相遇》的时候就觉得他只能给读者一点感性方面的东西。小说在他那里没能显示出应有的深度。一篇很有历史份量的东西，他没有把握成功。即使后来他的《****的旗帜》很为抢眼，但应该说未能在文坛引起关注。在读者，特别是一些普通读者那里没有能找到读者群。在我看来，那篇小说好像是在抄袭钱钟书的《围城》，却没有《围城》那么成功。
我便是从那时候起开始留意小说界里的事的，我曾经很留意《小说月报》后面的小说目录，很长时间里我没有发现毕飞宇的名字。那么漫长的时间里，毕飞宇好像只有一个中篇《明天遥遥无期》。直到1994年，我才读到了他的小说《祖宗》。那是一篇纯粹的小说，一篇黑色的小说，整篇小说透出的是黑色和从快要腐烂的棺木里面透出的霉气。但我又不得不认为那是一篇玲珑剔透的精致的小说。你找不到它的任何缺点，你只能觉得这篇小说从头到尾就应该这么写。不这样写就是一种错误。我承认我没能很好地解读这篇小说。我甚至在想，作家本人也未必很能解读这篇小说。作家是一种高智商的人，他们从来不对自己的东西说三道四，他只让评论家们说，而又从来不对评论家们的评论作任何评判。我记得一个评论家解读这篇小说时说这篇作品写的是对祖宗也即这里面的老太太的谋杀。我认为这是种错误的解读。在这篇黑色的小说里面你如果能找到一点凶杀的影子的话，那就不是毕飞宇的小说了，或者说那就是读者的错误。毕飞宇不言怪力乱神，不从这方面去寻找读者，他从不想媚俗。后来美国研究东方文学的专家葛浩文先生将这篇小说选入了当年的《亚洲最佳百篇小说选》中了。我认为这至少是一次国际性的解读。
毕飞宇的小说实是作用于人的直觉的。我从《小说月报》的选目里了解到，这篇《祖宗》，是从《钟山》1993年第六期里选出的，我后来终于找到了这本《钟山》。我发现毕飞宇竟然一下子在这期杂志里发了四篇短篇。而且四篇都是非常精致的。譬如那个《充满瓷器的时代》。精致这个词后来也有评论家们用来评论毕飞宇的作品了，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了解毕飞宇的字眼。即便是他的小说题目也完全可以说是一种精致。
这时候的毕飞宇是一个中专学校的教师，教着文选和美学。这一段时间，文学界和评论界都没有给他过多的关注，但我认为这在毕飞宇已经是非常成熟的创作阶段。我后来看到了江苏评论家汪政、晓华的一篇文章，他们将这个时候毕飞宇的创作划分为毕飞宇前期。我不太同意这个观点。因为在1994年，那个小说非常沉寂贾平凹也已经颓废的时期。如果我们还能想起1994年的话，你应该感觉到那时候的文坛真的像一个巨大的舞池，里面只有一个人在跳着，一会儿华尔兹一会儿探戈的，这个舞者就是毕飞宇。至少小说创作领域有这么点味道。这个时候，毕飞宇写的中篇小说《叙事》、《楚水》、《雨天里的棉花糖》等都是不可多得的好小说。像那个《叙事》，以一篇自然来稿而登上了《收获》的头题，你不能不认为这是一个作家的才气和一个编辑的眼光的最佳的表现。那篇小说是多么的富有才气，双线并进，历史与现实交互发问，而历史又有几种，现实又有几种。实在是一篇富态而又大气的小说。至于那篇《楚水》，光是看他给那么多妓女命名，你就得佩服毕飞宇对中国文化的深切的解悟。一个作家对中国文化体悟到这种深度是让人拍案叫绝的。没有一个作家这么大胆，也没有一个作家能做到这一点，将那么多非常体面的词曲的词牌曲牌贴在了那么些很可能是丑陋无比的妓女身上。这是毕飞宇的个性，更是毕飞宇之作为毕飞宇的根本原因。这是一种对中国文化的批判，也是毕飞宇自己的一种批判的文化。我看毕飞宇的小说，常常觉得毕飞宇有一种文化批判者的深度。我常常感到一些大师他们有着自己独到的对文学与小说的理解，譬如米兰·昆德拉、让·萨特、亨利·米勒……他们或是可能性的展开，或是存在性的哲学思考，或是对传统文化的粗暴与反动。而毕飞宇，在与他们相比的时候，可能不是很成熟，但应该说毕飞宇有着自己的文学观与小说观。他在文化与历史中寻找他的小说的登录位置。而更其可贵的是，他又能将历史与文化登录到生活中。譬如，《青衣》、譬如《那个夏天，那个秋季》。贾平凹与高建群都很谦虚地提到他们没有能形成自己的独到的文学观。毕飞宇对自己这方面没有什么说法，但他用他的小说在说话。他的小说是那样的与众不同。这时的毕飞宇主要就是以中篇小说在说话。而这时的短篇相对显得有点苍白，尽管他这时的短篇小说也是写得很见功力的，如《那个男孩是我》、《因与果在风中》、《8床》、《武松打虎》和《受伤的猫头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