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看到一位老先生（应该是老先生）写的《历史怎能忘记》，读后感慨良多。他很为当年“红卫兵”的“杀人放火捣毁文物无法无天”的野蛮行为而愤怒，更为他们时至今日也不肯忏悔而失望！甚至害怕和“1950－1960年出生的人打交道”，认为他们“卑鄙无耻”，当年那么疯狂地对待自己的师长，致使许多像老舍那样的大家们蒙羞而死，现在竟没任何“良心的发现或自我批判”，认为“他们几乎整齐划一的无知，知识的贫乏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
此话虽然偏颇，可也是事实。这不只是那一代人的悲哀，更是中华民族的时代悲哀！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的水土何以会出现这么多“卑鄙”小人？奴才和暴君、土匪与无知在我们的历史上层出不穷，有人说“红太阳”只能在中国出现，这也许就是我们的“水土”适宜生长奴才和暴君的原因吧!那些外来的公民意识，民主科学以及“自由平等博爱”之类的一竟引入中国也便南橘北枳了。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不就是很好的例子吗？
前辈们也深知我们的“水土”之弊，曾有过大的改造。1898年的戊戌变法不用说了，单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曾把科学民主这两棵“橘树”移栽过来，于是乎竟也硕果累累，大师辈出：譬如历史国学方面的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陈寅恪、傅斯年、陶希圣、钱穆、郭沫若和顾硕刚等；自然科学家像吴大猷，俞大维，李四光，竺可桢以及后来的三钱；教育、文学家像蔡元培，蒋梦麟、梅怡琦、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均在20世纪上半叶，五四运动后三十年，即1919—1949年间群体涌现，这说明经过改造的“水土环境”尽管“贫瘠”，但毕竟有一定的言论自由，允许人们独立思考，在合适的政治生态环境下，出现百家争鸣，大师涌现，明星灿烂的好局面。当然五四运动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至于到1949年后，可谓“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许多留陆的大师命运凄惨，相继凋零，再也没有出现让世人认可的大师了，诺大的中华大地上只剩下毛泽东这唯一的“皇帝大师”了！诺贝尔和平奖没有授予他也就算了，可诺贝尔政治运动奖、洗脑奖、忽悠奖不授予他实在说不过去，翻翻吉尼斯大全，古今中外世上哪个人能超过毛泽东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难道不应该获得诺贝尔奖？真真是有眼无珠，西方人大大的偏见！
这话扯远了，还是接老先生的话往下说吧。1950——1960年出生的人在10年文革期间正好是6—26岁，按现在的情况他们应当过着或小学、中学、乃至大学，甚至研究生的读书生活，然而他们这一代无疑是倒霉的，一出生就挨饿，即便天灾人祸的侥幸不死，也因严重营养不良，大都不但身材矮小，智力也受影响；刚一上学又停课闹革命，甚至“文攻武卫”战火里冲杀，基本没学什么文化，后来还被美其名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了；好不容易改革开放，由于文化底子太差，高考基本无望，即使回城进了工厂，偏偏又赶上下岗，因为没有技术特长，为糊口倍感生活凄凉……当然这一代人里也有既得利益者，那毕竟是少数，另当别论。
如此悲哀的一代，即使有过错，没能忏悔，老先生也不应该斥责“他们没有任何道德底线”。因为整个国家、政府都没有这方面的素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饿死近四千万人给百姓道歉了吗？八九年的学运道歉了吗？有这样的无礼政府就别指望有文明的人民！好比家长是个无赖，就不要指望他的孩子们有多高道德。毛泽东当年受过别人的冷漠，后来他更多的是对别人的折磨；刘少奇跟随毛泽东打杀过许多不顺毛眼的革命功臣，可他后来又被诬陷致死；彭德怀逆鳞落难，又有哪个不落井下石？林彪、周恩来、邓小平……中共高层个个如斯，何论在他统治下的百姓们？何况那些不谙世事的孩子们？正如先生所言“伟大的中华民族，小到个人大到国家，都一个德行”，所以为了和谐要“牢记共产党的丰功伟业，忘却共产党的丑陋凶残！”这不正是当下奉行的“基本原则”吗？
再说，你认为这一代人没有文化素质，如果要反问你们这些有修养有素质的人们，当年怎么就没认清“窑洞对”的奸诈，纷纷投靠所谓的“民主党”，把条毒蛇捧到龙椅上，当咬住手了才后悔，甚至有的当帮凶，哪有过一丝丝的忏悔！所以，我认为这是半斤对八两，五十步笑百步而已！甚至严格地说，没有前面的“扶蛇为龙”，哪有后面的“史无前例”大灾难？但无论如何都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因此，前辈莫嫌后生，后生也莫怪前辈，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为了人民的幸福，为了祖国的昌盛，请来女神护我中华，捍卫民主福祉百姓！